（德國之聲中文網）這份研究的主要發現是，1970-1990年代，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保持穩定，2000-2010年代，不平等程度有所減少。
報告稱，2018年，全球收入的基尼指數比1970年降低15點，降幅約四分之一。基尼指數100點意味著收入絕對不平等，0點意味著絕對平等。
報告的作者之一、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瓦爾登施特羅姆（Daniel Waldenström）向德國之聲表示，全球收入更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相互靠近。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農業及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上升。與此相對立的，歐美高收入職業的收入進一步增長，僅起到輕微的抵消作用。
不過，報告也寫到，同期，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加劇：在各國之間的不平等下降24個基尼點的同時，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則上升9個點。
瓦爾登施特羅姆向德國之聲表示，該研究的重點並非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趨勢，而是全球的不平等狀況，也就是將全世界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評估。
不過，他也表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在估算時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他引述過去對於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的研究稱，這些研究顯示，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有輕微加劇，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有輕微的減弱。不過，這些數據不包括資本收入，並且僅涵蓋15-64歲的人（即不包括年老的退休者）。
根據歐洲經合組織的數據，德國的基尼指數不到30，從而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值（32點）。美國的基尼指數約為39。 大多數拉美國家如巴西以及許多非洲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高得多，比如南非超過60點。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基尼指數為42（2012年）。中國官方的數字則是46.7（2017年）。
瓦爾登施特羅姆教授與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學者哈默（Olle Hammar）共同進行的這份研究，所使用的是"此前未曾採用過的數據"。其數據來源主要有二：一是瑞銀（UBS）1970-2018年的"物價與收入"報告。自從1970年以來，瑞銀每三年對全球總計89個城市進行一次數據采樣，從而對總計19個職業的收入、工時和繳稅收集訊息。這涵蓋了世界八成人口和95%的GDP。二是國際勞工組織（ILO）有關就業率的數據以及世界銀行有關失業率和勞動人口的數據。
住得差、吃得省、無家可歸又出不起門：在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也有不少人要面對貧窮。攝影師Shamsan Anders的這組照片展現了德國貧窮的「模樣」。
圖片來源： DW/Shamsan Anders這裡是不來梅的Grohner Düne區，據統計這裡是全德國貧困風險最高的地方，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屬於貧困人口。在德國，收入低於平均線60%的人，被視為貧困人口。
不來梅有三個為窮人提供的「救濟餐桌」，膳食都靠公司、麵包房、超市等捐贈。圖片上，「救濟餐桌」的工作人員正在為Burg「餐桌」做準備，每天有大約125人來這裡。
來「餐桌」的有個人，也有家庭；有德國退休人員，也有移民、難民。其中一個救濟餐桌的負責人表示，不來梅是一個多元的城市，「沒有緊張氣氛，餐桌的氣氛充滿寬容和感激」。
在「餐桌」幫忙的很多都是志願者——比如圖上80歲的退休老人Werner Dose。此外，還有一些實習生和「一歐元工作」者。
位於德國東部的哈勒，曾經別具魅力，是民主德國的重鎮。如今，這個城市日漸衰敗。在哈勒新城，有很多閒置的破舊樓房。當地失業率很高，前景很差。
上不起課外輔導、辦不起生日聚會、參加不起體育協會——德國有超過200萬的「窮孩子」。在哈勒新城，兒童的貧困率更高，三分之一孩子的家庭都要依靠社會福利、社會救濟。
「Schnitte Ost」這個援助機構向大約50個孩子提供幫助。孩子的年齡在6至15歲之間。負責人說，「我們的座右銘是：不讓孩子餓著肚子回家」。
「Schnitte Ost」的負責人表示，對該機構的需求持續增加，很多孩子來自難民家庭。該援助機構除了提供免費餐飲外，也輔導孩子們的功課，提高他們的日常生活能力，其中也包括教孩子們刷牙。
在柏林，大約6000人流落街頭，其中60%是外國人，他們大多來自東歐國家。在歐洲大城市，近年來流浪漢的人數持續增加。
Jörg是一名建築機械師，38歲的他已經在街頭生活6年了。他曾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條腿。他抱怨，柏林的流浪漢越來越多，互相之間的競爭更強了。他說，自己最大的夢想是有一天可以重新玩打擊樂，「那真的讓我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