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他的生命：自從1931年出生的烏帕塔爾人約翰內斯.勞27歲首次被選為北威州州議員以來，他把政治化成了生命的組成部分。儘管他博學多識，興趣廣泛，但他沒有上過大學。

這個新教教士的兒子沒有拿到畢業文憑，就告別了高級中學。他接受了出版書店業的培訓，然後當上了記者。

1957年，他聽從他的政治導師古斯塔夫.海涅曼，加入了社會民主黨，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端。1970年，他當上了北威州科學部長，1978年，當上了州長。這位三個孩子的父親在州長職位上一直待到1999年，也就是說，直到他被選舉為聯邦總統。

1987年，身為社民黨聯邦主席的約翰內斯.勞擔任了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但他未能成功地讓社民黨成為執政黨。接下來，他又經歷了一次失敗：1994年，他在聯邦總統的競選中輸給了羅曼.赫爾佐格。

1999年，他在第二次參加總統競選時終於走上了德國的最高職位。繼他的導師古斯塔夫.海涅曼之後，他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上僅有的第二位社民黨籍總統。

勞把自己看成「平民總統」，他的任務是讓人們團聚起來，爭取建設一個寬容的社會。2003年6月，他說：「不是把寬容和任意性搞混的那種人，而是既有自己的鮮明形象，又承認別人是不同的那種人，這是我對一個人類社會的設想。」

在他走上總統崗位後的頭幾個月裡，許多觀察家認為他是個沒有色彩的總統。北威州發生的所謂「私用公機（公家飛機）」醜聞也對他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直到他在以色列議會作的那番深受讚揚的演說，他的威信才在國內國外上升了。他在那個演說裡請求猶太原諒德國大屠殺的罪行。

勞總統對平衡、寬容和相互尊重的追求，一方面來源於他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來源於他青年時代的經歷感受。

勞說：「我覺得，假如我們還能再過50年和平日子簡直就是奇跡。因為我來自那一代人，我們那時學的是：『每一腳，踢的是法國佬』，『我們馳向英國去戰鬥』。在我走過的那個時代，民族主義是必讀的教科書。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好鄰居之中的一個民族，我們有著開放的邊界，我們從1945年來擁有了德國最長的和平階段，這在德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需要維持與保護的發展。」

在他一系列「柏林演說」裡，貫穿始終的是在維持價值的同時允許改變這一思想。在發展援助政策，基因技術和「德國在世界上的責任」這些問題上，是他引發了辯論。今年夏天，勞用了四周時間，與來自德國各地的年輕人談他們的未來計劃，他表現成一名專心聽講的、具有父親形象的談話夥伴。

在各黨關於移民法的爭論中，歷來主張平衡的聯邦總統發出了罕見的尖銳的聲音。在伊拉克戰爭方面，勞的立場也十分的鮮明。他說：

「我看到的是一種危險：我們在說『最後通牒』，但實際上出現的卻是一種習慣過程，其結果是軍事幹預和戰爭成為許多我們習慣的東西中的一種。因此，我們必須早早地投入更大的力量和金錢，使衝突得以通過非軍事手段解決，或至少減弱。」

通過他深思熟慮的、友好的工作方式，勞得到了社民黨人的愛戴，反對黨人的尊重，大多數德國人的喜歡。他將在總統位置上待到2004年6月。5月就將選出他的繼任人。

（尼娜.威爾克豪於瑟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