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於19世紀前半葉的《柳葉刀》在世界醫學界內影響深遠。最新一期報導中國愛滋病擴散情況的文章指出，中國政府努力控制這一免疫系統疾病的傳播。文章在引言中指出，現在中國預防結構完善，科研力度增加，公眾高度關注，再加上政府高層高度重視，導致中國對愛滋病的認知發生了「進化」。文章提及三項具體措施，即國家對吸毒人士、妓女及同性戀等邊緣群體更加關注，對高風險群體進行例行檢查，並且對感染者提供治療。

從中國1985年6月發現第一例愛滋病患者以來，2005年官方統計愛滋病病毒HIV的攜帶者已經超過了65萬。這一領域的灰色數字則更大。

中國民間關心愛滋病病人權利的活躍分子胡佳對此份政治上持高調的報告表示：「現在唱贊歌還為時過早。我們瞭解，愛滋病情況嚴重，嚴重問題都層出不窮，對於感染者健康權力生命權力的維護相當薄弱。所以文章提到的中央政府的決心和規劃，以及他們的重視程度，都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政府承諾並不一定等於愛滋病現實情況能夠獲得改善,「中國的問題在於，中央的決策到了基層基本走樣，或者根本實施不下去，中央撥的資源會被層層截留，到了老百姓手裡所剩甚少。而且在預防愛滋病過程中的民間力量在中國還是非常薄弱的。」

世界上發達國家的愛滋病防治都是採取雙軌制，也就是國家負責衞生啟蒙教育和輿論宣傳，而公民社會對患者進行人文關懷。德國衞生部下屬德國聯邦衞生啟蒙中心負責對預防愛滋病的宣傳和政治指導；另一方面，德國民間還有很多非政府非盈利的組織，包括教會、紅十字等，義務承擔關心愛滋病人的責任。

而在中國，民間維護愛滋病病人的活動經常受到刁難，就連民眾對愛滋病實際擴散規模的的知情權都無法得到保證。河南救助愛滋病活躍人士高耀潔醫生一度被阻撓去美國領獎，北京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也經常受到警方的監視。

「中國共產黨這一一元制的國家對民間組織是抱有憂慮的，所以他們控制民間組織的發展。在愛滋病預防的整個領域，都是民間運動的結果，都是公民社會的產物。中國在這方面發育相當不健全。現在政府是跛足，民間沒有站起來。他們有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是中國愛滋病抬頭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高風險人群，吸毒、賣淫、賣血的人數越來越多。報告在最後一段中簡短地宣佈放寬對非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的管理，並且允許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展開活動。報告將其稱為中國預防愛滋病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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