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個流血的星期日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聲譽降到了冰點以下，此後中國驚人的經濟動力才使其得以重新鞏固權力。」評論說，中國知識密集行業的發展必然促成「思想自由」，對「黨的思想壟斷」形成「挑戰」，「動搖」黨的「權力結構」，評論接著寫道：

「當時，是黨的權力拯救了黨的領導集團。共產黨派遣軍隊鎮壓人民，但同時又保持經濟開放和改革的道路暢通，允許個人享受比過去幾百年更多的自由，其中也包括了再次走向貧窮的自由。在黨的檢查之外，產生了一批文學和藝術作品。城市次文化興旺起來，只要不發展成為有組織的形式，就能得到容忍，存在下去。對法輪功的圍剿表明了禁區的範圍：凡是超越民間娛樂和個人範圍的活動，都在禁止之列。

黨吸收了急劇擴大的中產階層和新富，使他們在政治上中立起來，黨自己也變成了一個極易受到腐敗和濫用職權等弊病侵蝕的組織。黨外形成了一個平民社會，一股推動民主現代化的力量，黨要不想走向失敗，就必須把握住這股力量。現在迫切需要做的是創建獨立司法、獨立工會、地方代表制度以及互相監督的部門和力量。以法制反對大小黨魁的為所欲為，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柏林日報刊登了一篇發自北京的文章。文章報導了一位婦女在「六四」之夜精神受到創傷的經歷。文章最後描寫了「六四」十五周年前北京的氣氛：

「過去光輝的十五年中，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但有一點沒有任何變化：這就是那個深深印在中國歷史上的不祥印記、它醜陋、引人注目、但又不許提及。它是一重詛咒，罩在那個下令對本國人民開槍、對此卻一直保持沉默的政黨頭上。

2004年5月，天安門廣場仍然是一個『安定』的地區。警車在人群間巡邏，便衣警察帶著小型報話機，行人提包受到檢查，鐵柵欄上的指路牌指明了行人通道。據說因為今年年初北京某公園中的一座橋因行人過多而倒塌，所以不久前才對天安門廣場做出了安全新規定。那裡的一切活動必須經由管理委員會批准，上下班高峰時，廣場東部和西部一些地區才對行人開放。市政府把這些新規定稱為『為防止群眾慌亂而採取的預防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