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存不存在中國的現代性？若存在的話，其特點是什麼？

魏格琳：當然存在，並且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的現代性是歷史的產物和結果，中國的歷史與其他國家相比，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因而，中國的現代性也應該有其自己的特點。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中國有另外一種現代性，因為，中國的現代性始終是世界現代性的一種類型，所以它與其他國家的現代性有共同的根源，但具體表現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現代性。

德國之聲：既然中國的現代性與其自身的歷史密切相關，那麼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等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儒家思想與中國的現代性有什麼樣的一種關係呢？

魏格琳：一方面，中國的儒家傳統可以說是中國歷史和社會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肯定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中國的現代性產生影響，所以應該肯定它對中國現代性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就可以說，中國現代性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有儒家思想作為基礎，我對此仍有懷疑，因為中國的現代性不僅僅是由儒家思想決定的。

德國之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應該怎樣在構建自己現代性以及保存自身傳統文化之間找到平衡點呢？

魏格琳：20世紀初，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曾對中國的精英界提出過激烈的批評，即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沒有創造性的，但以前中國是東亞的中心，因而，日本的知識分子希望中國能夠有創造性地來學習和模仿西方的現代性，但後來失望地發現，中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很多外國學者眼中，毛澤東思想似乎是這種創造性的產物，因為毛特別強調，他不可能把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照搬套到中國社會上，而是要將它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後來我們發現，雖然毛在革命的過程中能做到這一點，但新中國建立之後，他就沒有找到一種有創造性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而主要是在模仿蘇聯。在1978年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就更能夠感到這一點，即中國的精英階層要在中國搞改革，搞開放，但從結果來看，他們還是在中國的社會套用西方的模式，通過這種辦法來對中國進行現代化，在我看來，這種道路遲早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一個國家要進行改革開放，要進行現代化，必須結合其歷史中，傳統中的精髓部分，才能最後取得成功。因而，我認為，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仍舊是上個世紀初日本人提出的問題，即你們能否創造性地來學習西方的現代性。

德國之聲：您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麼，您認為，在現代的中國社會中是否還能找到文革的痕跡呢？

魏格琳：文革給我國社會留下的痕跡非常明顯，很多西方人不明白這點，他們認為，文革結束之後，好像中國人就採取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政策，而沒有受到文革的影響，但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德國之聲：文革在那些方面對中國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呢？

魏格琳：一方面，文革是社會主義理想的一種極端表現，文革的失敗也宣告了這種理想的失敗，也就是說，文革的這種結果引發了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理想的重新反思，而他們之所以在隨後的1978年能接受改革開放政策，實則與這種對社會主義理想失敗的反思密切相關的；另一方面，人們對文革還沒有一個統一而完整的評價，因而，很多在文革中出現的社會矛盾，現在仍繼續存在，而如果這些矛盾在當前中國的社會，在中國的現代性中還其一定作用的話，這對中國社會的穩定性無疑會產生消極影響。

德國之聲：有哪些社會矛盾呢？

魏格琳：比如說，在文革中，中國人分成各種不同的派別來進行鬥爭，通過我自己對那些文革回憶錄的研究，我發現，許多在當時相互敵對的人在現在依舊如此。當然，在現在的這個中國社會中，這種敵對情緒不可能直接就表現出來，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一旦出現這樣的機會，還是會去報復對方的，這就會影響到社會的團結。而一旦出現較複雜的社會情況，這種內在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

德國之聲：那前不久出現的西藏騷亂是因為內在矛盾的爆發麼？

魏格琳：我認為，當前出現的西藏問題也有其文革的根源，因為在文革中，許多知識青年都前往西藏，這與今天漢人到西藏做生意的情形不同，因為文革時的青年是受國家，受黨的命令到西藏，而現在，很多漢人純粹是出於做生意賺錢的動機到了西藏，既然他們甘願冒著風險到這麼一個偏僻的地區去投資的話，中國政府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就在稅收政策上給予了他們不小的優惠，這樣一來，漢人在西藏經商的競爭力肯定強於藏人，這也就導致了那些希望在現代化進程中受益的藏人，特別是藏人中的中產階層對中共的極端不滿，他們也是此次騷亂的策動源。對他們來說，既然文革時期國家派漢人入藏，那現在漢人入藏，並在經濟收入上對藏人構成嚴重威脅，肯定也是國家有計劃地指派的。當然，這種矛盾並非西藏問題的主要原因。

德國之聲：那您能談談西藏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嗎？是因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麼？

魏格琳：我覺得，在過去的幾年，中國政府對西藏從各個角度都進行了援助，特別是從經濟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使得現在西藏的經濟狀況大有改觀，這是應該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要考慮現代性的問題。中國政府自己都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市場經濟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但卻忽視了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情況，特別是除了漢族外還有那麼多的少數民族，那他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可能就與漢族不同。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在漢族適用的這種現代性模式簡單地套用在藏人身上。現在藏人的反抗就與這種現代性有很密切的聯繫，一方面，藏人發現，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很大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在這一過程中自己失去了很多東西。而這種矛盾，中國人自己也經歷過，應該知道是怎樣回事，但也許他們忘記了，因而沒法理解現在藏人對現代性的不同態度。

另外，在有關抵制奧運的問題上，魏格琳教授在3月31日接受奧地利《新聞報》採訪時明確表示，現在西方這種觀點，即通過抵制奧運來對中國施壓讓其改變自己的西藏政策，其實是一種愚見。因為，「這不會對藏人有絲毫幫助」，只會令他們的境況更加惡化，因為他們會成為中國政府為西方人抵制奧運所找的「替罪羊」。同時，她還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日益緊密，若在中國出現這若干問題，無疑會給世界整個的經濟格局帶來可怕的後果，這也正是一些西方人對於抵制奧運一直躊躇難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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