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中國維權律師常瑋平在二度被公安抓捕滿一年後，傳出在近日律師會見時，透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RSDL) 期間，因受到酷刑而造成多種身心傷害延續至今。他的妻子陳紫娟在23日對外發布的聲明中透露，常瑋平因曾經歷兩個多月的酷刑折磨，導致他產生被害妄想症，認為自己的父母與妻子都是被安排來害他的。

她在聲明中寫道：「他說國保用他的家人威脅他，有一次國保拿了一堆照片讓他指認丁家喜律師，但那裡面出現了他姐夫的照片。在裡面的日子就是在酷刑丶威脅丶欺騙中度過。」

陳紫娟還提到，常瑋平說自己目前身體有多個後遺症，包含靜脈曲張丶脖子活動受限丶轉頭會暈眩丶惡心。她寫道：「因為從去年10月22日被抓，有兩個多月時間，常瑋平的右手一直被銬在老虎凳上，包含睡覺時都沒解開。這個情況對他右臂和脖子的牽拉造成他現在的症狀。」

此外，陳紫娟也透露自己22日曾致電陝西省寶雞市人民檢察署案管中心，但被告知常瑋平案已在21日被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她質疑，常瑋平的案子之前在偵查階段便已被退偵兩次，目前在審查起訴階段又再次退偵，她認為常瑋平已因此被隨意超期羈押。陳紫娟說：「呼籲寶雞市公安局，寶雞市檢察署：沒證據，就放人！」

事實上，常瑋平自從參與了2019年底在廈門舉行的一場私人聚會後，便已兩度遭公安逮捕並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方式關押。陳紫娟告訴德國之聲，常瑋平在兩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過程中，都受到酷刑，而她也是在常瑋平受到這樣的對待後，才瞭解警察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可以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任意接觸與審訊被關押之人。

她說：「他說自己產生被害妄想症，他認為我跟他父親都是被安排來害他的，當我聽到這些時，我太震驚了。他是一個思路清晰的律師，年紀輕輕便因為5個多月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而精神狀況被迫害成這樣，這可以說是馬上就要瘋掉了。」

人權組織呼籲中國廢除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專門關注人權情勢的「國際人權服務社」與保護衛士丶the Rights Practice丶The 29 Principles在24日發布一個倡議活動，呼籲中國政府廢除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相關法律，並希望各國政府透過雙邊交流管道，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來對付人權運動者。

根據「保護衛士」的統計，目前約有5萬7千多人在中國受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對待，而該組織強調，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其中一種類型的「強迫失蹤」。「國際人權服務社」在聲明中寫道：「中國許多人權活動家已經停止促進尊嚴丶和平和正義，因為他們害怕被警察強迫失蹤。這種強迫失蹤的做法是絕對錯誤的，也是國際法所禁止的。」

該組織也引述了10名聯合國人權專家2018年針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提出的看法，強調在他們仔細研究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後，認定該法當中關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第73條規定，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也剝奪了被關押人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並賦予公安過多權力來進行任意逮捕。

「國際人權服務社」的亞洲項目經理戴海彥 (Raphael Viana David) 告訴德國之聲，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除了剝奪被告的許多法律權益外，其實也對這些被告的家屬造成很多負面影響。他說：「公安除了透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將人權活動人士拘留在一個未公開的地方之外，他們的目的也是為了將他們與家庭拆散。這種策略不僅震懾了人權活動人士，也震懾了他們的家人，而家人往往是這些人權活動人士非常重要的支持來源。」

雖然此舉可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戴海彥也說，這並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策略已成功，因為仍有不少維權律師的妻子站出來捍衛丈夫的權益。常瑋平的妻子陳紫娟指出，她對於中國通過這樣的法律感到震驚，並認為中國政府當初通過相關法律，便是為了要整治異議人士。

她說：「對被告的家屬來說，根本沒有救濟渠道。過去一年的時間，我應該包含去現場以及寫了一兩百封的控告信給個個部門都沒得到任何答覆。普通民眾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根本沒有任何申訴渠道的。」

「國際人權服務社」的戴海彥則說，國際社會透過不同管道向中國政府施壓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他們通常需要透過不同的切入點確保與中國人權相關的議題，能持續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他向德國之聲表示：「因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很多法律與技術上的問題，所以國際人權組織需要幫助國際社會瞭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中國政府打擊人權社群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陳紫娟提到，她認為國際社會除了持續關注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情況外，也應該要考慮抵制如北京冬奧會等活動，因為中國政府會透過這些場合在國際上推廣中國美好的一面。她告訴德國之聲：「中國政府對維權律師等群體的迫害非常嚴重，中國國內民眾的生活其實並不像中國政府展現出來的那樣，我覺得國際社會不該容忍這種虛假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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