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底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中國財長談話一度被視為不再追求7.5%的成長率

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非駐會資深研究員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最新的論述中指出，中國在3月間把今年的GDP成長目標訂為7.5％。7月間，第5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在華盛頓舉行時，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記者會說，6.5%到7.0%的經濟成長率並非大問題，但他相信今年成長率可以達到7%。佩蒂斯表示，樓繼偉這個談話，意思是中國不再把7.5%的GDP成長率訂為目標。當時的議題很多，中國新聞界對這個議題並沒有多加討論，不過上海證券市場還是應聲下滑。

佩蒂斯指出，然而不到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樓繼偉說"今年GDP成長率毫無疑問會達到7.5%"。兩天後，中國政府發布統計數字，稱今年第二季GDP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率為7.5%。

一味強調經濟成長率，不如重視人民生活水準能否持續改善

長期研究中國財政金融的佩蒂斯認為，中國不可能維持7.5%的經濟成長率，除非不顧危險的舉債投資。他說，這會對中國已經很脆弱的財政平衡造成更大衝擊。中國為了維持高經濟成長率，已經過度倚賴舉債投資，這種現象必須改變，中國必須舍棄經濟成長率7.5%的目標，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不是高經濟成長率，而是人民持續改善生活水準，並使中國經濟在有效防範信用泡沫的情況下重新架構。因此中國需要的是平衡，需要的是快速的消費增加，而不是快速的投資增加，才能有利於未來的經濟發展。

出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佩蒂斯，目前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他曾任職於JP摩根公司、瑞士信用第一波士頓銀行等跨國企業。他指出，最近有兩個數字格外值得重視，一個是好消息：西方的研究機構分析指出，中國的農民工平均薪資年增率由9.5%上升為10.5％，這說明即使經濟成長率下滑，勞動市場依然強健。壞消息則是：中國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下降。 GDP成長，54%是因為投資；消費只佔45%，是2010年以來的最低數字。

增加投資，卻不能從其中得到效益，意義何在？

中國過去30年的成長，主要投資成長與信貸增長，包括大規模對製造業、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房地產的發展，從而也大幅增加了勞工的生產力。佩蒂斯指出，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主要差距不在於資本，而在於人民能否建設性的與有效的吸收這些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法律體制與金融體系相對仍然虛弱，社會這種能力不足，問題如今已經浮現。

中國的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間的大型企業，投資與信貸增加的速率，超過了債務償還能力的增加速率。所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已經清楚表明要有效控制信貸擴張的幅度，這難以避免的會降低GDP的成長率，而且會持續下滑很多年。

佩蒂斯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應該減少對投資的比重，轉而增加消費。他說，中國的消費在經濟成長中的比重為什麼這麼低？多年來，有一種說法稱這是因為中國的儲蓄率很高所致，其實這是誤解，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因為中國的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太低，只佔大約50%。

人民真正在意的，是實質可支配所得，而不是經濟成長率

他說，降低GDP成長率，並不意味中國會出現社會或政治危機。幾十年來，中國的家庭收入每年增加的幅度超過7%，儘管幅度不如GDP的成長率，仍然是驚人的成就，這是應該維系的數字。一般中國老百姓，就像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民一樣，並不在意國民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他們在意的是他們的實質可支配所得。因此北京領導人訂定政策時，應該把目標訂為讓中位數的國民所得數字維持至少6%至7%的成長率。同時繼續把資本密集產業轉為勞力密集產業，使GDP成長降低時，不致造成就業率也降低。

這樣，一方面確保社會安定，一方面經濟前進。 GDP成長率降為3%、4%，看起來比過去下滑了很多，其實仍是相當高的，最重要的，這能夠強有力的限制信用擴張。

中國追求經濟成長率，付出代價太高

如何GDP只成長3%、4%，家庭收入卻可以增加7%？佩蒂斯指出，多年來，"隱藏的轉移"促成了經濟成長卻壓低了家庭所得的增加幅度。這些"隱藏的轉移"包括原有的社會安全網解體、環境破壞、勞工權益遭到漠視等。最嚴重的"隱藏的轉移"來自日本模式，一是薪資成長不及生產力成長，二是幣值低估，三是金融抑制稅。尤其是金融抑制稅，以強制的低利率扭曲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獨厚借款人卻不利於儲款人。

這位專家表示，扭轉這些機制，必然可以降低"隱藏的轉移"，會使GDP成長減緩，卻有助於家庭所得增加。佩蒂斯認為，習近平與李克強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將是任內的出色成就。

作者：劉新（華盛頓特約記者）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