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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只是權宜之策

2013年10月15日

批評義務工作,令人難以啟齒。對那些犧牲個人時間無償為社會服務的義務工作者,沒有人願意指指點點,但有些依靠義務工作者完成的項目,其實應該是由國家來完成的。

德國街頭乞討者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

(德國之聲中文網)據德國聯邦政府最新的貧困報告,德國五分之一的兒童領取社會福利,低收入群體人數將近800萬,大約1200萬人的收入接近貧困線或在貧困線以下。

如今德國已有近150萬人--主要是在大城市--依賴所謂"救濟餐桌"的幫助。"救濟餐桌"是一種施捨方式:義務工作者每天收集社會捐贈的食品,並統一發放給需要救濟的窮人。

義務工作給國家財政帶來好處

在德國,義務工作備受贊譽,連政府也想跟著沾光。德國聯邦家庭事務、老年、婦女及青年部就公開表示,希望增強公民的義務投入。這不僅有助於其在政治討論中得分,而且對國家的財政也大有裨益,因為在德國這個社會福利國家,僅16個聯邦州的負債額就遠遠超過了600億歐元,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福利項目無法得到財政支持。在國家力不從心的地方,義務工作者便可幫上一把,緩解一下這裡或那裡的社會困境--不言而喻,他們的工作都是無償的。

貝格多夫的救濟餐桌正在發放食品圖片來源: Wolfgang Borrs

在眾多義務工作中,救濟餐桌可能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早在二十年前,柏林一些女性就開始從飯店、旅館和超市收集用不掉的和無法售出的食物,用來救濟無家可歸者,並用以喚起人們對食品浪費的關注。如今,這一活動已遍及全德。救濟餐桌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擁有5萬多名義工。全德國共有900多家救濟餐桌,逾3000個食物發放點,而且規模還在不斷增大。來救濟餐桌領取免費食品的人也不再僅限於無家可歸者,許多長期失業者、退休老人和低收入家庭,都是救濟餐桌的常客。所以,德國聯邦救濟餐桌聯合會宣稱他們的組織是"當今最大的社會運動之一",並非空穴來風。

對施捨系統的贊譽

救濟餐桌運動得到了政界的普遍贊譽和支持。無論在聯邦政府一級還是在州政府一級,不少政治家都主動接近救濟餐桌組織。柏林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社民黨)就是柏林救濟餐桌的榮譽會員,聯邦家庭部長克里斯蒂娜‧施羅德(基民盟)是德國救濟餐桌的贊助者。這位基民盟黨人對救濟餐桌組織肯定有加,稱該組織落實的是一個"絕妙的想法"。她說:"救濟餐桌是一隻幫助之手,不張不揚,但卻總是雪中送炭。這種義務投入令人欽佩。"

政治學家、"20年救濟餐桌批評聯盟"的創建者之一路易絲‧莫林圖片來源: privat

不過政界對救濟餐桌普遍所取的贊賞態度,遭到了來自諸如"20年救濟餐桌批評聯盟"的質疑。質疑者認為,德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卻還需要這樣的"中世紀般的"施捨系統,這在他們看來是令人羞恥的。

政治學家路易絲‧莫林(Luise Molling)是"20年救濟餐桌批評聯盟"的創建者之一。她指出,對於身陷窘境的人來說,法律保障的正當權益和建立在施捨基礎上的任意性救助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她說:"負責發放救濟金的勞動局,越來越經常地跟領取救濟金的人說,如果救濟金不夠用,可以找救濟餐桌。"這種做法的後果是:老百姓的法定訴求越來越多地被民間的慈善事業所取代。莫林表示,但實際上,依照德國《基本法》的規定,保障基本民生是政府的任務。

社會福利國家推卸的責任

柏林洪堡大學公民社會義務投入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布勞恩圖片來源: Malte Spindler

問題是,政府的責任,從哪兒開始,止於何處?這些責任有多少可以並且應該由公民社會的義務投入來承擔?柏林洪堡大學公民社會義務投入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布勞恩(Sebastian Braun)教授說:"這些問題絕對可以引發激烈辯論。"布勞恩說,在許多國家財政投入不足的領域,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義務工作,比如在全日制學校照看學生、在老年護理領域等。他說:"公民社會在過去十年中已經發展出積極活躍的義務投入風氣了。"

譬如各個學校的促進會就向家長和企業募集捐款,用來改善學校的配置,比如添置體育器材或業餘活動設施。但這些促進會並不把翻修校樓、聘請代課教師看作己任,他們特意拒絕彌補國家教育系統的不足。布勞恩教授說:"他們更多地是關注議題,提出與教育相關的重要議題,促使將其納入制定教育政策的議事日程。"

義務工作的啟發作用--啟發、督促國家採取行動

維爾茨堡的青少年工作:一名街頭工作者在"Underground"活動站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

人們其實很快、很直接地就會覺察到身邊的哪些地方需要幫助。過去一二十年,德國在青少年工作、遏製毒品、愛滋病咨詢等領域的工作,都是由義務工作者先發起的,政府後來才發覺這些工作的必要性,繼而才開始採取措施。如今,這些領域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受過專門職業訓練的人來承擔的。畢竟,護理臥床不起的病人,或輔導極難教育的青少年,這些工作,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勝任,而義務志願者現在提供的,只是輔助性幫助。

而這正是義務工作的巨大潛能所在:它不彌補社會保障中的空白,而是找到這些空白,啟發、督促政府採取行動。可是在救濟餐桌運動中,這種啟發督促作用並未顯現,救濟餐桌依然停留在義務工作的框架下,而且其必要性不僅沒有降低,恰恰相反,這套義務工作體系似乎變得固定化起來了。

救濟餐桌熱潮--緩兵之計而非上策

德國聯邦救濟餐桌聯合會主席約亨‧布呂爾圖片來源: Wolfgang Borrs

德國聯邦救濟餐桌聯合會主席約亨‧布呂爾(Jochen Brühl)認為政府應當出面承擔責任:"救濟餐桌或者其他公益組織提供的幫助,根本無法替代社會福利國家的功能。公民的義務投入,並不能免除國家對國民應盡的責任。公益行動不能根除貧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受助人群的窘境。保障國民的基本生存,是國家的任務,是國家不得推卸的任務。"

毫無疑問,如果現在取消類似救濟餐桌這樣的援助,對眾多窮人來說肯定是雪上加霜。但同時,人們需要甚至依賴義務組織的救濟餐桌這件事本身,卻是應當引起人們警覺的。救濟餐桌以及其他救助組織的成功,最後甚至可能會導致人們對社會福利國家的豐功偉績產生質疑,因為無數義務工作者雖然幫助了需要幫助的人,但卻也減輕了政府和社會亟待完成的任務,即尋求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本性方案。

作者:Marco Gerbig-Fabel 編譯:施彥

責編:謝菲

LINK: http://www.dw.de/dw/article/0,,1699888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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