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第4代領導人正悄悄地放棄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在國際政治和軍事方面也時而願意顯示一下自己的實力。對此發展趨勢特別感到不安的是美國。它擔心自己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受到中國的挑戰。德國科學和政治基金會的美國問題專家魯道爾夫認為，如何對待中國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是美國今後幾十年外交政策面臨的最大的地緣政治的挑戰：

「對待新的強權國家的崛起在歷史上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過去的例子一般來說不適用於今天。19世紀末德國帝國的崛起對當時的國際政治來說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適應過程。現有的大國，說到今天就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必須適應一個新的實力雄厚的大國逐漸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源，並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發生衝突。」

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美國指責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市場開放不夠以及對智慧財產權缺乏保護。美國政治家抓住一切機會敦促中國將人民幣繼續升值。在亞洲研究所金融問題專家許勒爾女士看來，有關匯率的討論過於理論化，政治化：「世界上沒有哪一種匯率體制更公平，或不公平，每個國家依據自己的框架條件做出決定。國際貨幣基金也承認這樣的運作方式。因此，我不認為匯率問題應當對中美貿易的現狀負責。」

而這正是匯率爭議的焦點。美國堅持認為，中國通過壓低人民幣匯率來獲得貿易上的優勢，並使對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去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突破了兩千億美元大關。金融問題專家許勒爾女士認為，造成這一巨額逆差的原因主要是亞洲的生產分工：「我們必須知道，中國是亞洲地區的大工廠。這意味著，進入美國的產品一般來說不只經手中國。元件或半成品來自日本，韓國，台灣或香港，之後在中國大陸組裝，最後出口到美國或歐盟。中國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和銷售網路中的一環。這樣區域性分工的結果是：一方面價格非常低廉；另一方面新創價值的很大一部分並不在中國。換句話說，中國只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承擔一小部分責任。」

中美之間的潛在衝突還遠不止於此：兩國對世界秩序的設想完全不同；對有限能源的爭奪將愈演愈烈；兩國在亞太地區競相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兩國在人權紀錄方面相互指責；當然還有台灣問題。五角大樓對中國不透明的軍事現代化極為憂慮，並不惜使用激烈的言辭。從去年中海油收購尤尼科功虧一簣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美國國會的敏感有時已到神經質的地步。

另一方面，布希政府也努力尋求與中國這個亞洲的競爭對手保持建設性的關係。去年兩國開始定期舉行戰略性對話。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被指定為總統特使，對中國的新提法「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就是佐利克的發明，翻譯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新的政治角色的承認。

美國向中國發出的訊號自相矛盾嗎？美國問題專家魯道爾夫認為，這正是美國明確的對華策略：「這種雙軌的策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合作和經濟上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所謂的對中國的一種風險保障，做好中國在特定條件下走不合作路線的準備。這一策略是美國在幾年前的討論中就已確定了的。有些人稱之為congagement, 是engagement和containment的混合，也就是溝通與抑制的揉和。這一雙軌的策略也顧及了美國國內，包括政府和國會的不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