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襲擊"在中國的新聞語境裡突然不再是個無關詞。上個月的西藏事件給中國帶來了不安定因素，自殺式恐怖襲擊這一中國人過去通常只在國際電視新聞中領略過的危險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突然有了現實的可能性。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不久前都提醒本國公民，北京奧運期間中國面臨恐怖主義威脅，到中國旅行要謹慎。國際刑警組織也提醒基地組織和西藏獨立組織都有可能策劃暴力干擾活動。

不過，目前中國大陸媒體和香港以及海外華文媒體的報導中，上海公車燃燒事件並不像是一起有幕後黑手策劃的一起恐怖爆炸襲擊案件，眾多報導中出現的現場目擊者都證實是這輛公車先是在中部起火後產生爆燃，而不是恐怖襲擊常用的在公共場所引燃炸彈的作案方式。美國的華文媒體多維新聞社特約記者金安"從接近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士處獨家獲悉，此案是人為汽油縱火，據一些逃生者描述的作案人體貌特徵，與目前重傷在醫院(解放軍長海醫院)的某人比較符合，但不排除真正的作案者外逃"。

即使該事件的確是蓄意製造的，它也更像是一起孤立的社會報復事件，而不是與北京奧運有關。通常，一起類似的公共安全事件只有在帶有明顯的政治背景時才被看成是"恐怖襲擊"事件，事件爆發後通常也會有幕後人宣佈對事件負責或借此發出政治訊息。上海公車燃爆事件並沒有傳達出明顯的政治訊息，因此它不具有通常的恐怖主義的背書特徵，坊間消息將此案與"恐襲襲擊"聯繫起來雖然不足為奇，卻不足為信。

高風險的中國社會

上海公共運輸爆燃事件即使是一個孤立的報復社會事件，也絲毫不能讓中國人因此而松一口氣。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讓世界格外關注，而這種關注背後的利益衝突和價值衝突必然決定了這一關注是具有批評性的。北京奧運對於中國人來說固然是向世界展示經濟增長給中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自信的機會，卻同時也是所謂的"西方媒體"(將西方媒體統稱起來只不過是一種方便和偷懶的作法，其實並"西方媒體"並不是一個同質的一體)將中國政治與社會問題拿來"暴曬"的機會，而西藏問題在奧運前突然獲得世界媒體焦點關注地位，也是一種必然。

中國人在北京奧運上對世界關注本來有著良好的心理預期，而"西方媒體"卻由西藏問題出發而將中國視為世界的"問題孩子"。這一心理預期上的巨大落差讓中國人在準備以一個新崛起的現代化國家的姿態、並以奧運會為象徵性契機融入全球化潮流時產生了巨大的挫敗感，抵制家樂福運動就是對這一挫敗感的宣洩。

儘管很不情願，中國因為西藏事件而成為西方媒體批評性關注的對像已經是一種宿命，因為除了西藏問題，中國的"猛料"也實在是太多，西藏事件之後的一個月來就接連出現導致20多名兒童死亡的安徽口足病傳染事件、膠州鐵路出軌事故和上海公車爆燃事件。負面新聞更受到媒體青睞，這是媒體運作的一個法則，中國總是不缺乏聳人聽聞的悲劇性公共事件的頭版消息，世界關於中國的畫面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由這些頻繁發生的負面事件構成的。而且，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西方媒體關注的唯一話題，西方媒體的鏡頭對中國的關注也更多的是當下的和截面的而不是歷史連續的和全面的。這一次西藏事件中，中國人指責西方媒體對中國充滿了偏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國沒有提供數不勝數的負面"猛料"，西方媒體想借題發揮也難。

中國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這是每一個有中國生活經驗的人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即使沒有"藏獨"和"疆獨"這樣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的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活動威脅(例如三月份發生在西藏昌都地區的鄉政府爆炸案和一起被挫敗的維族女性乘客在南航客機上引爆的企圖)，以報復社會為動機的公共場所爆炸和縱火事件也並不罕見。中國社會的高風險還體現在食品安全(例如蘇丹紅事件)、藥品安全(假藥泛濫)、公共衞生安全(例如非典危機)、環境安全(例如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爆炸引發的松花江水污染)、公共交通安全和生產安全(惡性事故幾乎每天都有)等方面。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肆意侵犯(如因拆遷導致的大規模侵權事件)，鄉鎮社會權力黑社會化以及股市和銀行的金融風險也使得眾多中國人生存如履薄冰。高風險的社會必然是個鼓勵投機和短視行為的社會，而投機和短視反過來又使得風險進一步提高。因此，上海公車燃燒案雖然與奧運無關，但它卻折射出中國社會的風險性質。

這樣的事件在奧運的背景下，就更容易被關聯放大，影響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其實，如果只是個認知偏差問題，中國倒是應該有耐心給世界以時間，讓世界來"更好地"認識中國。在訊息開放的世界，偏見和誤解最終要讓位給溝通和理解。問題是，中國人在迫切希望自己的國家以文明富強的大國形象被世界認知的同時，卻自己也無法抹去懸在頭上的達利摩斯之劍垂射的不詳陰影。

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是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一個重要前提，中國政府也正是用這一理由為它的政治上的一黨專制來辯護的。中共堅稱為了維持中國帶來穩定和安定只能維系它的一黨專制，而中國的政治批評者認為一黨專制才是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中國社會的高風險性質說明，中國的政治體制在製造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同時也製造了強大的政治與社會矛盾的反彈勢能和張力，應對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手段除了一黨專制所固有的剛性高壓手段，沒有一個民主社會所具有的化解和理順政治和社會衝突的制度性渠道。這些制度性渠道便是以人為本的政治權利構建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以寬容和多元化為特徵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道德規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