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2月10日一期的《南德意志報》以「石塊飛舞與花束」為題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莫言一再表示，文學應不涉政治，其實，他自己卻非常清楚，在中國這一特殊政治環境下個人應有何種態度。若進退失據，便成尷尬：

「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頗為不易。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受到『出賣』的指控。因為，他們或者是現存制度的叛逆者，在國內因此受到辱罵和迫害；或者與當局合作，因而不得不聽到來自境外的或國內的政府批評者的不滿之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屬於第二類。 「莫言稱，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其實，他傚法的寫作模式來自奧利弗‧特維斯特和查爾斯‧狄更斯。不論伴隨多少感情色彩，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今天的中國正處於類似於工業化初期時代英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點。

「對狄更斯的看法歷來大相徑庭。卡爾‧馬克思為他辯護說，一個作家只要能無情地描繪出一個時代的畫面就夠了，由此產生的政治行為可以交由他人去完成。……文學應超越政治，或至少是在不同領域活動，對一位當代歐洲作家來說是天經地義。……對中國而言，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在那裡，公眾受到操控，作家是危險人物，監控無所不在，由此產生的道德責任是一種直接的責任。—這就是莫言獲獎面臨的批評主調」。

莫言的文學觀

當天的《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也刊登一篇文章，對莫言的文學觀作了分析。文章強調， 莫言的文學觀在中國年輕一代中也受到質疑：

「對公共氛圍的基本懷疑，莫言的行為一方面是基於毛主義時代的經驗，那時，一個人的命運取決於所戴面具的位置是否端正；另一方面是基於（毛主義之後）時代的解放感，這時，文學至少被允許可以描寫政治以外的生活。他尤其感謝黨在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他稱，沒有這一政策，他『絕無可能成為』現在的他。以後又增加了一種佛教的視角。根據這一視角，『人類生命中的許多爭鬥都毫無意義』。

「這是一種明顯不同於政治自由主義的經驗。政治自由主義擯棄政治暴力，強調智性，要求知識分子取得內外一致，實現公共生活的和諧。如此，這種政治自由主義也就會對這樣的一位作家提出批評：作為一個公共人物，他甘願聽憑國家機構任意驅使自己。年輕一代的中國部落格和作者們便表示不能認同莫言的生活經驗，並要求他公開說出坦率之言」。

摘編：凝煉
責編：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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