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震動香港社會。"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明報》發表文章說，劉進圖遇襲讓他想到自己："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嗎？"他說，"這裡我也不談親中報章差不多每天都有的攻擊文章了。我不時還會收到帶有恐嚇成分的匿名信件。初收到時，都把它們看為惡作劇。但見到發生在劉進圖身上的事，自己也突然惶恐起來。難道香港真的已變成了一個我再不認識的地方？"但是他說，"我心裡還是懷著希望，而力量就是源自這希望。"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以大篇幅"提醒"在未抓到兇徒前，暗示某些人或力量是事件幕後策劃者，極不負責任。社評一方面叫人不要猜想，另一方面自己卻對兇徒"幕後力量"的動機作出猜測，表示"他們的目的是要利用被襲者的敏感身份放大兇案效果，製造困惑，搞亂香港"。時事評論人李怡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揭示種種證明表明權力打壓新聞自由，按西方關於言論自由的判例，為鼓勵公眾對政治、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應該容許有搞錯的空間。若動輒以證據不足來否定社會對公眾事務的議論，扣以"搞亂社會"的帽子，那無疑就是否定了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李怡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香港市民普遍認識到：從上海仔飯局、黑人物維穩、愛字堆登場、《陽光時務周刊》創辦人遇襲、施永青座駕被砸、黎智英家門被撞，然後是劉進圖事件，自梁振英登場後，香港的文明已大幅滑落，黑社會主義已進佔香港。他呼籲香港人奮起迎戰黑社會主義，為維護香港的既有文明而不怕犧牲地抗爭。

二二八：轉型正義仍未得到認真對待

台外作家、媒體人楊渡在香港《明報》發表文章《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說，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

楊渡認為，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是由於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

台灣傷痕歷史研究者及策展人黃惠君在台灣《自由時報》發表文章《二二八紀念什麼？》指出，每年的二二八，台灣都不平靜；可預見的是，未來也不會平靜。"關鍵就在不論誰執政，都不把真相、不把轉型正義當一回事"。

黃惠君說，而每年的二二八，台灣社會其實並不知道要紀念的是什麼？我們的教科書只會提緝煙血案，反對黨也一樣只會從緝煙血案發生的大稻程遊行。"受難者為時代高舉的改革，從未成為教科書上要留給台灣小孩的精神遺產；受難者基於反抗暴政殉難的身影，也無從寫入歷史"。

黃惠君認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為解決當時政治惡劣所做的努力、所留下的民主遺產，以生命刻下的理想，迄今不是台灣社會紀念二二八的主調，以致形成一個沒有靈魂的事件。"

昆明血案：不明不白地死去

昆明發生死傷上百人的恐怖襲擊事件，中宣部照例下令要求媒體只能發表新華社通稿。南方都市報記者馮翔一句感慨在微博廣泛流傳："從來不告訴你到底發生了什麼，只讓你盲目地仇恨，莫名地恐懼，稀裡糊塗地活，不明不白地死。"

媒體人康少見說："京華（時報）頭版沒有昆明，新京（報）也沒有。沒有圖片，連個導讀都沒有。如此重大的，會影響現實走向的歷史事件，沒有哪家負責任的媒體不願意發聲，但媒體照舊被鉗住了喉管。是的，媒體被鉗住了喉管。於是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在恐懼中，但甚至連為什麼恐懼、為什麼憤怒都不清楚，我們如何指望安全？"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王天定說："不許我們追問仇恨之因，但要我們吞下仇恨之果。"

導演傅志彬說："在新疆搞了60多年，結果卻將災難帶到全國，能不能讓大眾知道內情，參與對新疆前途的討論，自己搞不來，就不要捂著了。"

深圳大學傳播系副主任孫海峰呼籲"停止兜售廉價的義憤"，他說："濫殺無辜天人共怒。但若止於齊聲譴責所謂極端分子，實為輕佻的看客話語。對平民濫用暴力，在這國家何曾受過普遍譴責，更遑論審判？當暴力成為權力的唯一邏輯時，難道不也成為對話的唯一手段？"

作家"阿花的伊薩卡島"評論說："新疆問題一塌糊塗，然後他們選擇把最溫和最希望對話和解的伊力哈木抓了。"

上述言論均已被新浪微博刪除，此處根據"自由微博"保留的記錄整理。被刪除的微博還包括"通稿"之外與官方口徑一致的新聞與評論，例如被網民稱為"五毛學者"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的評論："腦殘公知們還假惺惺地反思體制，你怎麼不用這理論去反思美國本土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呢？！為死難者默哀，譴責一切恐怖主義和報復社會的行為！"

摘編：張平

責編：苗子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