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王然在香港出生, 父母及姊姊王樂在七十年代申請來港定居。王樂來港時已十多歲, 說得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 反而廣東話卻總有一點點不純正"口音";王然笑言自己的普通話是典型香港式的"普通話", 即是水準有限。她們的父母都是印尼華僑, 上世紀五十年代印尼排華, 於是全家回到中國內地, 七十年代末, 文革結束不久, 他們一家申請來香港定居。"初來香港時, 我們租住一間只有七平方的板間房, 家徒四壁。本來是知識份子的父母, 來了香港學歷不被承認, 唯有去工廠打工; 爸爸白天製衣廠上班, 晚上還兼職校對工作; 大家拼手抵足的, 儲了點錢便買下第一套房子; 生活逐漸改善,跟著王然出生, 她可說是沒怎樣吃過苦呢!"姊姊王樂說。

王樂後來上了一間左派的愛國學校就讀中學; 中學畢業了就被學校介紹去一間中資背景的公司當秘書; 妹妹王然中學時被派到一間由英國教會創辦的學校, 她十分喜歡聽英文歌, 英文也比中文好; "有一回她跟我說中文學深奧難懂, 而中國歷史科也悶透!我心裡想真是豈有此理! 中文有那麼難嗎？」姊姊投訴說。"六四那一個夏天, 王然剛上高中, 天天跟同學們去遊行, 又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 差點把父母嚇個半死。他們說共產黨會秋後算帳, 要我去把她拉回家。"

一"英"一"中"

王然後來進入香港大學, 全家都以她為傲。"爸媽說, 終於有一個大學生了。"王樂說, 妹妹上了大學卻沒認真讀書, 跑去搞學生運動, 整天去示威什麼的。大學畢業後, 她就進入一家英資大集團, 高薪厚職。姊姊則樂於在中資機構裡工作。兩姐妹雖然一"英"一"中", 但感情還是要好。每次選舉, 姊姊及父母必定選建制派議員, "我在中資機構工作, 雖然沒有人強迫, 但總有人會善意的提示你去投建制派的候選人, 慢慢我也識趣地不用提。"王樂笑說。王然呢, 當然是投泛民議員。每年"六‧四"妹妹一定參加紀念活動; 姊姊卻對這個日子早已淡然。然而, 這因無損大家感情。

九七回歸後, 王然對政府的不滿日益增加, 尤其梁振英上任後, 更是滿腔怒火。"吃飯時她總是批評政府無能, 只是一味媚共、官商勾結……我的想法是, 政府的確有很多不足, 但作為平民百姓, 生活安定就是了, 我也沒太多理想……但王然總是說我們要走出來去爭取, 我們開始出現意見分岐"，王樂說道。

不希望, 也很怕再要經歷政治運動

直至2013年, 中學生反國民教育拂拂揚揚, 妹妹高調參與。"這完全是中共的洗腦教育, 我感到一股說不出的忿怒, 為了下一代, 我們責無旁貸!"妹妹王然說。反國教運動後, 就是一連串的反政府運動, 包高鐵、東北發展規劃… 然後是爭取民主普選。"我們的政府這麼糟糕,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自由選擇自己的特首, 所以一定要爭取普選…"王然堅定的說。其後, 雨傘運動爆發, 她向公司拿了假期, 天天跑到佔領區去支持學生。"我們全家被她氣死, 我跟她說, 這麼做有用嗎，別傻了吧, 你怎樣對抗共產黨! 發催淚彈那一刻, 父母又嚇個半死, 又要我去拉她回來, 但今天她己四十多歲, 不是'六‧四'時的小孩, 我怎樣勸她呢!"王樂說時眼有淚花, "沒辦法勸她, 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跟她說, 我們父母由經歷許多動蕩, 由排華、反右、文革…來了香港, 好不容易捱到現在, 總可算有一個安樂的生活!我們不希望, 也很怕再要經歷政治運動!"

一枝針埋在各自心裡, 隱隱作痛

王然在佔領區收到姊姊的電郵, 當場淚灑現場。"其實有很多人像我, 也同樣收到父母及家人這樣的信或勸告…然而, 我知道運動不一定成功, 但是越不爭取, 將來的香港將會更不堪…. 我太愛香港了。"王然說。"我也愛香港呀, 但一定要用這種激進的方法嗎?"王樂質問。接著, 她倆足足冷戰了三個多月。直到媽媽入醫院, 兩姐妹才開始再說話。

雨傘一周年前夕, 也是中秋節這天, 王然與本台記者重回金鐘佔領區, 看著去年她露宿的營地, 她心情仍然很觸動。"無論怎樣艱辛, 我們仍要努力守衛香港。我很愛我的家人, 但更愛香港。跟姊姊的分岐, 像一枝針埋在各自心裡, 隱隱作痛!"

王樂 (化名, 姊姊, 50+ )王然 (化名, 妹妹,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