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9月第一天，新學期開學不久，剛升上高二的伍六注意到同學充滿了對新鮮事物的好奇與興奮：再過兩天，北京就要舉行九三閱兵儀式，她們學校已經安排好讓學生透過大螢幕，集體觀看閱兵。

「我們強調的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生活在中國東北，伍六從小熟悉官方的這套固定說詞，對於常常伴隨出現的愛國、反日民族主義，更是不陌生。她身邊老一輩的東北人傾向仇日，東北飯館甚至有道菜叫做「油炸小日本」。每年九一八，學生都要參加參訪活動，實地瞭解東三省曾經遭遇的侵略；她還聽過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傳遞這樣的想法：「如果你在中國，你不記得日本人對中國做了什麼，那你就不配當中國人。」

去南京旅遊的經驗，也曾讓伍六感受到強烈的仇日情緒。「（中國）國內很強調說我們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也確實是很正義，人家都打到你家了，你還不把他趕跑嗎？」

伍六告訴DW，她很努力改變偏見，試著理解「不是每個日本人都壞」，卻還是免不了對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仇恨。「我發現我改不透，因為到現在還是會有人源源不斷地給你輸入這些觀念。」

遠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但如今反日氛圍相較之下不那麼濃厚，傳承給新世代的戰爭記憶也更為紛雜。

台灣南部的高三生黃同學自幼對戰爭的歷史很感興趣，課內課外接觸了各種戰爭故事。課堂上，他學過中華民國的「八年抗戰」歷史，讀過台籍日本兵的故事，稍微聽說這個群體戰後面臨的尷尬處境。他也記得自己的阿公曾談起殖民時期躲空襲的經驗，「阿公說，當時飛機是從中國那邊飛過來的」。

二戰末期，中華民國與美國盟軍曾多次轟炸當時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瞭解到這樣的史實之後，黃同學不再從「抗戰勝利」角度來看待台灣的複雜經驗，而是只理解為「二戰結束」。

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後，換成中華民國統治。黃同學向DW形容，戰爭下的台灣像是被迫捲入的「零件」，難以形成主體論述，更留下許多難題需要解答：「你會感覺，我們不是一家人嗎？我們（台灣人的）身份證上面不是都寫中華民國嗎？可是為什麼我們講的事情差這麼多？」

詞彙的戰場：「抗戰勝利」與「終戰」之爭

80年前那場戰爭，日本的擴張野心把台灣和中國拉進戰火；80年後的今天，一場歷史詮釋之爭在海峽兩岸登場。

中國政府紀念的是9月3日，也就是日本簽署投降書的隔日。今年恰逢整數年，閱兵式的規模更顯盛大，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俄羅斯總統普丁等20多國領袖都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同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九三閱兵前夕，官媒和黨媒強調要弘揚中國的「正確二戰史觀」，例如《求是》雜誌統整了習近平的論述，稱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並且「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民族偉大復興」的敘事加上「善惡二元對立」的框架，形塑出這樣的史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大決戰……幾千萬人為獨立、自由、和平所付出的犧牲不容否定。任何人想要否認、扭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絕不答應。」

台灣總統賴清德在8月15日發表的紀念文章則試圖兼容不同群體。他強調「團結必勝、侵略必敗」，並特別提到盟軍戰俘在台墜機事件，當時日本人和台灣各族群曾攜手搜救，卻一同遇到山難。他還提及今年台灣駐日代表首次獲邀參加廣島和長崎的和平紀念典禮，顯示雙方現在能以民主友盟之姿，為和平「肩並肩坐在一起」。

然而，賴清德因使用「終戰」描述二戰結束，遭國民黨陣營批評是「矮化抗戰史」，甚至「媚日」。這背後反映台灣不同群體對二戰歷史有不同的認知。

「終戰」一詞可以回溯到1945年昭和天皇宣佈日本投降時宣讀的《終戰詔書》，有論者認為它淡化了日本戰敗恥辱。部分台派人士則主張，「終戰」更貼近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歷史現實，因為當時的台灣人並沒有「對日抗戰」，反而約有20萬人以日本兵或軍屬的身份上過戰場。

戰後，有過「抗戰」經歷的人隨國民黨政府陸續到台灣，中華民國展開統治，執政初始便把9月3日訂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後來改稱「軍人節」。大約四十年的威權統治之下，「對日抗戰勝利」成為台灣二戰歷史敘事的主旋律；台籍日本兵、高砂義勇隊等各種歷史經驗，因而被擠壓到台灣人記憶邊緣。

賴清德用「終戰」一詞，有論者解讀這是民進黨政府希望呈現不同於中華民國傳統的史觀。台灣歷史學者陳翠蓮向DW表示，「抗戰勝利」是戰後的統治者觀點，「把台灣的歷史記憶連根拔除，置入新的歷史敘述」。

「我們的土地上，有一批人在戰爭的時候是站在對抗日本、也就是抗戰的角度；但本地的台灣人，其實是在戰爭動員的狀態下，被迫不得不加入這個戰爭。」 陳翠蓮認為，台灣的歷史敘事應該要能夠如實呈現這樣的落差，而台灣民主化二、三十年來，也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漸漸長出多元的歷史理解，無論是誰都很難再強加單一史觀。

從政治攻防到歷史教育

政治人物爭論「終戰」與「抗戰勝利」用詞之際，社群平台許多網友感嘆教育對人民記憶與歷史認知的影響深遠。國民黨威權統治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育長期側重中國史，但近年課綱修改，台灣教育轉趨為呈現多元觀點。

2019年起，台灣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又稱為「108課綱」，強調「人民的主體觀點」和各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編排上，雖然仍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基本架構，但更著重認識台灣自身歷史，並擴及台灣與東亞、與世界的關係。有些質疑者稱新課綱「去中國化」，但也有人主張它有助於學生更瞭解台灣的現實處境。

按照「108課綱」的理念，現在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上不只一種史觀；任教於板橋高中的歷史老師黃惠貞向DW表示，「108課綱」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妥協」。例如二戰議題，高中三年內至少就要講三次，分別從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出發，以求涵蓋不同人民的視角。

在教學時數有限的情況下，黃惠貞儘可能在課堂上帶學生從概念去反推，理解不同立場。「比如我會告訴學生有很多說法，會有人講『終戰』，或者講『光復』，那我們就字詞來考證一下，這兩種說法背後指涉的立場是什麼。」

「我必須要很清楚認識到，學生的歷史知識並不只是從我的課堂上取得……特別是跟立場有關的知識。」黃惠貞認為，歷史老師要做的是教學生學會辨識立場的工具，讓他們有能力在各自的人生中，自己形塑、選擇、甚至轉換立場。

台灣北部一位歷史兼課老師張先生告訴DW，他也會試著在課本的基礎上，對學生拋出一些「挑釁」課本內容和學生既有認知的提問，逼使他們從當時人的角度去思考，進而發現歷史上的實際情況「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個樣子」 。

舉例來說，講到二戰期間蔣介石與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發表了《開羅宣言》，他會請學生去查出蔣介石以什麼身份代表中國與會，進一步思索更複雜的問題：「蔣介石頭銜是叫做軍委會主席，甚至不是政治上的領導人物……那他出現在那個地方到底是為什麼？這件事情的合法性如何？」

可惜的是，並不是所有老師都有時間和能力按照課綱理念發揮、帶動學生討論。就讀台灣南部名校的黃同學就說，他的歷史老師通常只照課本講。

黃同學形容，課本就像是「給你一碗白飯」，沒有讓他感受到試圖強加特定史觀。以他們學校採用的「三民書局」教科書為例，說到二戰如何結束既不是寫「終戰」一詞，也不是用「抗戰勝利」，僅僅是說日本在8月15日無條件投降。

相較之下，中國的歷史課本在黃同學看來像是「瘋狂加料」，「你吃的是米，可是你的味蕾感受到的是調味料」。

在政府大力主導之下，中國教科書的二戰歷史敘事不脫於官方的表層說法。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必修歷史課本上說：「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接受過中國高中教育、後來赴澳洲留學的海外中國人何立言向DW表示，「中國反法西斯」這個名頭用了很多年，但從沒有遇過有老師仔細說明什麼是「法西斯」，而是只傳達出「日本就是法西斯，納粹德國就是法西斯，那你記住了，我們的敵人就是法西斯」。

「所有的抗戰敘事裡面都是說，我們的侵略者絕對是壞人……因為你一旦承認他的人性，再去對他進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或是嚴重很多的報復的話，就會喪失了正當性。」何立言認為，中國官方不斷重複仇恨與受害者的敘事，強化了仇日情緒，甚至可能引向一種危險的結局，那就是「用一場戰爭去解決另一場戰爭」。

從政府到民間，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二戰敘事塑造出「唯一正確」、不容挑戰的論述，有些學生因此傾向不表達看法，選擇噤聲。

一位選修日語、嚮往赴日留學的中國高三學生詩雨告訴DW，她有一些很「激烈愛國」的同學，會覺得「要直接發射原子彈把日本打沉了」；遇到這種同學，她通常選擇沉默，「要實在非得讓我說的話，我就順從一下……就是怕被人說」。

當代需要什麼樣的戰爭敘事？

台灣大學的歷史學者陳翠蓮指出，中國的近代史有一種「很強的恥辱感」，影響到當代怎麼看待歷史。「他們的歷史敘事一方面是要重新找回中國夢、中國人的光榮，再配合政治意圖，會強調怎麼恢復中國的榮光，例如從中國租借出去、割出去的，都要一一收回來，所以香港是第一個，台灣是接下來的目標。」

若要跳脫民族主義式敘事，或許需要對戰爭建立更立體的理解。陳翠蓮說，在大學歷史系課堂上，通常不是從特定國家的立場出發，而是拆解戰爭的脈絡，例如戰爭在什麼情境發生、哪些國家出於何種企圖、如何宣傳、動員了哪些人、這些人又受到什麼影響。

台灣高中歷史老師黃惠貞說，講到戰爭，絕不應歌頌任何所謂「偉大的戰役」，因為每一場戰役背後都是無數的平民苦難。「這些人戰死的理由是什麼，我們需要好好去認識，然後我們要想怎麼去看待這些為了自己相信的信念而戰死的人，才知道要怎麼去做選擇。」

創辦「故事」歷史推廣網站的台灣出版人涂豐恩告訴DW，二戰的歷史情境，也有能夠跟當代對照之處。當今台海兩岸的緊張情境下，台灣內部有人認為應盡速備戰，也有人認為應放低姿態；同理，二戰期間也有主戰與主和派，能幫助現在的人借鏡、依自身處境做出更好的決定。

涂豐恩還觀察到，二戰結束80週年之際，日本的出版界陸續出了很多對戰爭的新詮釋；台灣雖推出了一些翻譯著作，但仍較少有本土的書寫。他補充道，近幾年有《由島至島》、《聽海湧》等影視作品，從東南亞的視角去看台灣在二戰中的角色，這些都有助於觸發更多討論，回應當代社會。

中國也有談二戰議題的新電影推出，但在嚴格的審查之下，基本上仍只能說官方能夠容許的故事。許多「愛國電影」常遭外界詬病，例如《南京照相館》便遭批渲染、鼓動仇恨。

在澳洲的海外中國人何立言說，置身於中國的抗戰敘事體系之中，必然會接收到充滿愛國主義與仇恨色彩的訊息，也很難沒有情緒反應。「你一旦選擇留在那裡，你想什麼，就不是你能決定的了。」

何立言談及自身與友人的經驗，認知到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從民族主義敘事裡脫身，也不是每個人都撐得住時時刻刻的高度反思、去對自己「進行一種個人化的戰爭」。何立言說，那樣的反思非常消磨，但是「人不能每時每刻都體會痛苦，那活不下去」。

東北的高中生伍六認為，「愛國電影可以有」，因為人民還是有義務知道自己的國家發生過什麼事情；然而，現在大部分的戰爭片卻反而像是在發揚另一種軍國主義。

「如果說理性一點的愛國，我就會把史實放在你這邊，你自己去想到底是怎麼回事，自己去想到說，我們確實應該反對法西斯……而不是說，我不告訴你史實，就只告訴你應該怎麼想。」

伍六表示，戰爭應該是涉及全人類的事情，不該只侷限於「誰打了你，你討厭誰」的層次。她認為，重要的是該如何從中汲取教訓，才能不讓戰爭再有重演的可能。

出於安全考量，中國學生伍六、詩雨、何立言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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