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家注意到，儘管會場外充滿董特首將轉任政協副主席的耳語，但今天的報告人──這屆政協大會的主席賈慶林，屬於前江時代的人馬，其暮氣沉沉與上一屆主席李瑞環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曾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裡，幾乎將「議政」發揮到了極致，為中國90年代的威權政治增添了一絲亮點。

雖然中國的政協只是一個連憲法都未具體規定職能的純粹諮議機構，不具人大的立法功能，但在過去數年間仍倍受外界矚目。因為她曾經創立1949年的「共同綱領」，堪稱人民中國的制憲會議；在過去15年裡，她又吸收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大批私營企業主和其他精英，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不容小覷。

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東亞所著名中國政治專家海貝勒(Prof.Dr. T. Heberer) 在其專著裡曾經斷言中國的私營企業主正在形成一個戰略集團。因此，他們能否以及如何運用政協機構和議政機製表達集團利益，進而影響中國政治走向，重新賦予政協立憲意涵，就成為值得外界關注的少有幾個可能由「量變引發質變、舊瓶換新酒」的增長點之一。

回顧歷史，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專家蔡定劍上月在德國公開演講時表示，政協原本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將中共建政伊始的「協商政治」傳統多保留幾年，中國的歷史可能重寫；1954年憲法的草草頒行和政協權力的交班，系因冷戰格局下蘇聯施壓的結果。

在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之後、大部國民所得和就業崗位都嚴重依賴全球市場的今天，來自外部的民主化壓力從來沒有停止過，任何政權的合法性總是需要隨時重建的。溫家寶在2004年末出席海牙歐盟－中國峰會企圖游說歐盟最終放棄對華軍事禁運，面對歐盟官員極其坦誠交待的底線──解鈴仍需系鈴人，中國的人權政治總得做些能夠向歐洲公眾交待得過去的改善吧──竟無言以對。

國際協商政治過程中的這樣一種痛，相信與溫家寶春節看望河南上蔡愛滋病人和艾滋孤兒時的惻隱之痛不相上下──後者，毋寧代表了中國底層億萬人民正在經受的苦難。他們當然不僅苦於病患、貧窮，更因缺少利益表達組織和機制被社會邊緣化，陷入絕望之中。

在大規模民主化或者暴力革命都前景黯淡的情形下，一定程度的協商政治或能緩和社會矛盾，中國政協也將反映如此「社情民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協調各界利益的「統戰協商」作為己任。更有國內學人將這種並無任何法律保障其正當性、程序性和約束力的非正式協商上升至與當今世界民主政治過程中的協商堪與媲美的「新協商政治」高度。

美則美矣，理論上的粉飾卻難掩中國政協機構協商政治極其低效的事實。按照政協本次會議開幕當天發布的新聞稿，去年一年，在政協全國範圍內四千多個提案中，僅有關於「非公經濟」、「農民工權益」、「生產安全」、「民企介入國企改造」的幾個所謂若干重大提案還算關懷民生，但離市場經濟發展自身產生的社會、政治轉型要求卻相去甚遠。

相比之下，中國正在興起的包括網路組織、維權團體、環保組織、民間商會等在內的眾多新興社會組織，卻在形成自己的網路、建立與政府協商的管道，進行著於政協機構的官方協商政治平行的「影子協商」。

這是中國社會自發生成的、普通公眾有可能參與交流和協商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域，也是獨立與政協協商政治之外的第二協商政治。孫志剛案件及其政治過程是這一新興政治的力量初顯，今日中國正在風起雲湧的新興社會運動更將對政協協商產生極大的挑戰。

由此，雖然中共討論中的「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工作制度建設的意見」仍堅持「不照抄別國」，但以新興社會組織為基礎的新型協商政治正在悄悄改變中國傳統協商政治的定義，並以中共鼓吹的協商政治為主流化管道，大有後來居上、改造中國政治之勢。中國政協會議若不再求變圖存，終難免被「和諧社會」所拋棄。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