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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評論:歐洲在抗疫過程中坐失良機

Christina zur Nedden
2020年3月28日

因政府對新冠病毒疫情反應遲緩,歐洲公民付出個人自由和經濟衰退的代價。記者Christina zur Nedden指出,本來,歐洲完全可以向新加坡學習。

Singapur Marina Bay in der Nacht
和中國接觸密切的新加坡 如今成為了全球抗疫的模範國家(資料圖片)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robertharding/Ed Rhodes

(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冠病毒疫情的擴大讓世界亂成一團:奧地利這樣的民主、"自由"的歐洲國家規定公民足不出戶並考慮加以監控;頗具諷刺意義的是,與此相對照,過去數周,新加坡一類"威權型"亞洲國家的公民們卻能享受到比每一位西歐人更多的自由。

儘管在經濟上和交通上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新加坡卻成功地使冠狀病毒感染人數處於低位,並使公共生活幾乎不受影響。假如歐洲對此留過意的話,本來完全可以從新加坡取經。

新加坡有何秘訣?

雖然作為人口密集的全球樞紐而易受創,直到本周五(3月27日),新加坡卻只有42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死亡2人。新冠病毒今年2月在農歷新年將至時在中國出現,並完全有可能給這個新加坡這個袖珍城市國家帶來災難性後果。然而,儘管存在著與其第三大貿易夥伴的經濟關係受損的風險,新加坡從2月1日起便頒布了對來自中國大陸遊客的入境禁令。而當時,世衛組織尚建議,此時無需禁止旅遊。

本文作者是自由記者,今年2月在新加坡逗留,目前在維也納圖片來源: Kristina Kast

儘管這樣,至2月中旬,新加坡有確診新冠肺炎病例80多例,是中國境外最高的數字。該國迅速行動,將感染者隔離,對每個有流感症候和肺炎的人做新冠病毒檢測;利用"接觸追蹤"手段(contact tracing)找到與患者有過接觸的人並加以隔離。這一手段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得到開發,並頗為有效。借助該手段,在進入任何建築物時,所有人的接觸數據均被一一記錄下來,感染者被仔細詢問,詳盡提供自己最近去過哪裡、與何人有過接觸等訊息。

總體而言,新加坡在遏制冠狀病毒傳播方面的成功可以歸因於以下4要素:及早封閉邊界、嚴厲的接觸追蹤、大量檢測,以及有過SARS那樣的可怕的總演習。借助這些措施,公共生活得以正常進行,餐館、購物中心、學校和辦公樓迄今都開著。儘管在地理上與中國接近,香港和台灣也寫下了類似的成功故事。

歐洲缺乏SARS經驗?

雖然聽上去可怕,但如果有過應對SARS的經驗,或許能提供幫助。歐洲之所以沒有及時、有效地對正在擴大的大流行瘟疫做出反應,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和在保護本地企業的努力方面不協調的後果。儘管歐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們去年12月即已獲知病毒,但仍在很長時間裡低估了該病毒的危險,只視之為 一個"亞洲問題"。

新加坡做對了的地方--及早封閉邊界、大量檢測、嚴厲的接觸追蹤--,歐洲諸國均反其道而行之。以奧地利為例:來自中國、伊朗和義大利的航班從3月9日起才被禁入。對地方經濟會因旅遊禁令而受損的害怕心理使政府在很長時間裡不敢祭出嚴厲手段。

歐洲疫情爆發中心之一的滑雪地區伊施格爾(Ischgl)過了整整8天後,才對來自冰島的確診病例做出反應,關閉酒吧、滑雪纜車和旅館,並在未做檢測的情況下,匆忙把所有遊客打發回家,由此使得病毒在整個歐洲繼續傳布。儘管各國政府曾有很長時間可以做準備,但在歐洲,檢測能力依舊不足。即使醫務人員自己也得不到檢測,而這一頸瓶又導致醫護人員缺乏,--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因可能被感染而隔離,不得不多天等待檢測結果。

個人自由成犧牲品

在歐洲,像新加坡那樣的嚴厲的接觸追蹤無法想像,而採取類似做法的機會又被錯過了。各國政府轉而採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對個人自由的最嚴格限制措施。不是設法找出誰受到感染,然後將當事人實施有效隔離,而是使眾多國家的公民們處於無甚用處半隔離狀態。因為沒有找出誰受感染的可能性,所以,依舊存在著導致病毒傳播的大量接觸。與此同時,個人的自由被縮減到了最小程度、經濟停轉、移動通信公司繼續將公民的行動數據轉給政府,這與歐盟公民數據保護基本法對我們所許諾的完全相反。

未來

這一危機不只是一種衞生危機,而且也是我們應對方式的危機--從反應延後直到對個人自由的影響。我們理應期待我們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們不僅能確保我們的健康而且也能確保我們的自由。如果有朝一日危機成為往事,我們必須分析,情況何以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本可以從新加坡學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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