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來說，這是一場不小的革命。過去每當遭遇到可能使中國產生負面形象的災難和不幸時，國家總是對媒體實行極其嚴格的控制。去年發生洪災時，報紙每天都獲得宣傳部的指示，指示中甚至規定了新華社的有關消息應刊登在第幾版、應佔多大篇幅。

而這次面對『非典』，情況突然變了樣。影響力很大的新聞周報寫道，『非典成了一個可以自由討論的題目』，沒有媒體的監督和訊息，就無法控制瘟疫。『在非典危機中，媒體是介於政府和人民之間第三支積極力量。長期以來，人民就希望在政界、公眾和媒體之間建立一種健康的關係。」

許多新聞工作者和知識分子都認為，說真話的浪潮將不會僅僅侷限於「非典」問題。文章引用一些著名學者的話說，「輿論監督是監督政府官員、保證社會民主的重要力量」，「媒體應作為獨立的力量開展工作」，「國家控制訊息已不適應中國社會」。但是，文章也看到，中國離新聞自由的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文章寫道：

「儘管北京要求說真話，但大多數地方報紙和廣播電台直到今天仍然不可以報導『非典』的真實數字。媒體的編輯部裡坐著省政府或市政府的幹部，他們監視媒體，不讓任何涉及到當局的負面新聞傳出去。從電腦專家黃琦一案中就可以看出，國家對言論自由的界限仍然卡得很緊。黃琦因在網路网頁中提到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被判入獄五年。

青年報的記者張天偉說，『我對中國媒體的未來並不樂觀』。也許『非典』屬於特殊情況，過後政府又會回到原來控制媒體的體制。現在已有一些這樣的徵兆。最近幾周，中國媒體有關『非典』的報導又變得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