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埃林先生，前一陣中國社群網站上討論很多的一個話題是"留學生"，以及他們在中國享受的種種特權。您屬於文革後最早來到中國的留學生。當時您感覺到自己有什麼"特權"嗎？

埃林：我屬於在1972年德中建交後通過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來到中國的第三批留學生。我們1975年一起到的中國，然後被分到不同的大學。我來到了北大。在這個 意義上我們是享有"特權"的，因為我們是極少數--我們那一批只有10 個人--有機會能來中國的德國留學生。另外我們在物質上也受到特殊照顧，住在兩人一間的宿舍，而不是像中國學生那樣8個人一間。我的同屋是個中國學生。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雖然是在一種嚴格的"後文革"式氛圍下學習，但還是有很多例外的空間，讓我們有可能瞭解認識一個對我們來說完全陌生的、充滿吸引力的國度。

德國之聲：有所謂的"伴讀"，或者結伴互助嗎？

埃林：外辦的老師負責幫助我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小問題。比如我來中國時，很多食品、日常用品還是憑票供應。就是說不是想買什麼就能買到，而是要先有票，要從學校領到各種票證。

但另一方面，並沒有人監督我們，追蹤我們的行動，儘管當時的大環境是一種全民處在監督之下的氛圍。我們的特權在於，和中國學生同室而居。我的同屋是個哲學系的學生，我們當然會談論日常生活。通過這樣的機會我得以瞭解了周圍的環境，能夠多少認識一些當時的中國。

不要忘了，那是1975年，文革名義上還沒有結束，毛澤東還在世。北京幾乎沒有外國人，社會氣氛壓抑超乎今天人們所能想像。但我們處在大學校園這個保護區裡，在校園裡我們可以自由行動，校園外也沒有人管我們。當然我們不能去中國人家裡，要去的話必須事先打報告申請。

德國之聲：接觸、結識普通的中國人並不那麼容易？

埃林：在校園以外非常困難。主要是同學。曾有中國同學請我們到北京的家裡過春節，為此無數的準備工作，費了很大周折。至於其他的接觸，就是學校組織的，所謂"開門辦學"，帶我們下工廠、農村。比如讓學生們，包括留學生到某個公社與農民同吃同住兩周。不過這樣的認識當然都是很膚淺和表面的。像後來那樣接觸反對派或異見人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德國之聲：您在1980年代開始為德語報刊作駐中國通訊員，那一段時間您是否感受到一種變革的氣氛？

埃林：我的記者工作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985年到1990年，我為《法蘭克福評論報》等幾家報紙作通訊員。1997年我再次來到中國，擔任《世界報》和奧地利《標準報》通訊員。回過頭看，1990年前這段時間裡，確實感受到了一種人們今天稱為變革的氣象。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革後人們希望吸取教訓，立志圖新；二是在幾乎所有層面，特別是政治科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對外打開了封閉的門，人們試圖打破僵化的教條，瞭解新事物。這種氣氛與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之後截然不同，之後所有的門又都關上了。

德國之聲：作為記者，您的工作條件這些年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埃林：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在我1985年到1990年在中國期間，人們至少試圖讓記者參與一些事情；如果我們想要調查瞭解一些東西，大多數時候是能夠做到的。那時的中國，在跟外國打交道的時候還不那麼自信。記者被允許到處跑、可以作很多事情，不像現在被管得這麼嚴，有這麼多不同的主管部門。

我做記者的第二個時期是從1997年到現在。而這期間，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一個分水嶺。奧運會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之一就是對媒體開放。中國也確實更改了對外國記者的幾乎所有限制，開放了很多地方；允許他們不經申請去外地；自由選擇採訪對象，只要對方同意等等。

但在奧運會之後，這些寬松措施又都逐漸地取消了。就是說法規沒有變，但解讀不一樣了。一下子出了很多例外、特殊情況，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特別是涉及到敏感話題，比如示威、罷工等。記者去了，馬上就會被阻撓、孤立、威脅、驅逐。這種情況不僅直至今日都沒有改變，而且愈演愈烈。

德國之聲：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埃林：原因肯定有多種。一方面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部門越來越自信，同時對針對中國的批評卻越來越不寬容。新聞工作就是批評性的，是要發現問題，而不是只發現成功。在這一點上，中國還是不能坦然面對，而是試圖採取壓制的方式。

另一個原因是，奧運會之後，中國經濟上的成功、它的高速發展，讓政府覺得，不再需要去迎合國際社會，對記者也不妨給一點顏色看。如今在中國的外國記者都能感到，這是一個艱難時期。

當然不能不提到，很多事情並不好跟從前做比較。由於網路和數字化的發展，人們今天有了更多獲取訊息的渠道。但近15年來，中國一直在系統地控制和封閉網路，這種控制在不斷加強。同時人們自由旅行遷移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包括到國外。這意味著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閉這個國家，外界訊息總能被接觸到，而且會產生影響。

 

Johnny Erling，1952年出生於法蘭克福，曾在法蘭克福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漢學和中文，先後為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世界報》就奧地利《標準報》擔任中國通訊員。他與他的中國妻子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