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訪問過 位於西藏中心的宗教城市拉薩的話，就不會忘記這樣的場面：一大群小喇嘛向外國遊客兜售達賴喇嘛的肖像。每個買肖像的人都會覺得他為藏人捐了一筆小小的款子，因而也做了一件善事。而在人們拍攝有關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以及西藏的故事片或者紀錄片時，這條原則同樣適用。人們在不斷地拍攝有關達賴喇嘛的影片。而出錢買票的觀眾就會認為自己為藏人做了一點兒貢獻而感覺良好。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達賴喇嘛的個人因素。這位藏人的宗教領袖主動接近不信佛教的西方大眾。許多著名的導演和演員都聲稱自己是佛教的熱愛者甚至是佛教徒，比如好萊塢著名演員裡查德‧吉爾。1993年出品的故事片「小活佛( Littel Buddaha )」，1997年出品的故事片「在藏七年 ( Seben Jahre in Tibet )」，以及同年出品的傳記片「達賴的一生 (Kundun )」都給觀眾展現了一個和祥的藏傳佛教，以及無神論的中國政府對它的壓迫。

中國政府對這種立場的宣傳很反感。而正是這種反感使得西方國家的人更加同情西藏人的獨立運動。達賴喇嘛在西方人的眼裡更被提升為善良而無助，並且值得信賴的英雄—這簡直就是為電影院準備的絕好題材。

電影製片人最重視的是藏傳佛教的特點。日本的禪宗佛教以及東南亞各地的佛教流派都遠遠達不到藏傳佛教的效果。而實際上，東南亞佛教中人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力量達到精神解脫的學說更接近西方的宗教學說。但西方人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其它佛教學說不像藏傳佛教那樣神聖不可侵犯，因此對影片商的吸引力就小得多。

令人注意的是，電影中的達賴喇嘛被賦予了非常高的可信度和權威性。比如裡克瑞2006年的紀錄片「達賴喇嘛十問 (10 Questions for the Dalai Lama )」以及達爾維奇2007的紀錄片「達賴喇嘛的復興 (Dalai Lama Renaissance )」就表現了一種師生關係，即影片中的達賴喇嘛被描繪成萬能智者，而西方的來訪者都是需要獲得治療的信徒。而那些描寫宗教間對話，基督教徒與佛教徒探討宗教理論的較為理性的紀錄片卻不受觀眾的青睞，比如澤彭菲爾德2001的紀錄片「拜訪上帝的佛祖」就沒有引起觀眾什麼反響。

電影這種媒體形式在佛教問題上再次體現了它強大的力量：它可以輕易地使觀眾產生對佛教的興趣，滿足觀眾的宗教渴望，將他們帶進未知世界。儘管人們知道電影往往與事實不相符，但這並沒有減少佛教對他們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