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阿巴斯卡（Lucia Abascal）打電話時，首先會詢問對方是否有家，在今後的14天中是否有足夠的食物。她很清楚："三藩市有許多無家可歸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隔離的費用。"

在美國做醫生的阿巴斯卡出生於墨西哥。現在，她經常用母語與跟蹤對象交談。她說： "三藩市灣區高危險群中大多數人是拉丁美洲人。一些人為養活其一大家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他們極易感染病毒。"

阿巴斯卡現在擔任著病毒接觸者追蹤員的工作。她在三藩市的所在團隊共有40人，主要由公共衞生部官員、醫學院學生以及當下失業的圖書管理員組成。他們給那些確診病例的接觸者進行電話聯繫，安排他們進行病毒檢測。必要時給他們發送食品和藥品，並為無家可歸者安排旅館住宿。

正確的提問

每天工作開始前，阿巴斯卡首先獲得一份需要進行電話聯絡的人員名單。此前她每天在家工作四小時。但是最近以來，無症狀病毒接觸者每天都可以收到自動發來的旨在調查其健康狀況的手機簡訊。

現在，所有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必須進行兩次病毒檢測。一次是在為期兩周的隔離之初，另一次是在隔離結束之際。與病毒接觸者的通話一般不超過15分鐘，但經常是問題之多超出想像。阿巴斯卡說："有些人擔心我們會審查他們的移民身份，還有一些人則問，是否可以用草藥治療病毒。"

儘管加利福尼亞大學三藩市分校（UCSF）的技術公司和當地衞生機構多次表示願為她提供技術支持，但阿巴斯卡沒有選用這一病毒跟蹤應用程式。她依舊通過一個開源軟體來存儲所收集的訊息。在抵制埃博拉病毒的鬥爭中，該軟體曾在抵制埃博拉病毒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跟蹤應用程式無法防治貧困

阿巴斯卡說："病毒跟蹤應用程式可以告訴你一個人是否曾去過星巴克，但是無法告訴你他是否曾徒勞地嘗試接受病毒測試，或者在照顧家人方面遇到困難。" 阿巴斯卡說："這項工作太複雜，緊靠技術是不行的。"

和三藩市的情況一樣，新加坡也是依靠接觸者跟蹤人員而不是僅僅依靠應用程式。自2月初以來，菲利普（Edwin Philip）一直在新加坡綜合醫院擔任"接觸者跟蹤員"。兩人工作的區別在於，阿巴斯卡（Lucia Abascal）的任務是與未經測試的確診案例接觸者進行電話聯繫，而菲利普的首要任務是通過詢問查出與病毒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

受到病毒威脅的新加坡外籍工人

如果人們對有些事情已經不記得了，菲利普會與其配偶交談。大多數感染案例發生在擁擠的工人宿舍中。新加坡市的140萬外籍工人中，有30萬人居住在工人宿舍內。他們中至少有23000人被感染。他們大多數人來自南亞國家，因此菲利普也遇到語言障礙。他說："在疫情爆發之初，大多數被感染者來自中國，而我和許多新加坡人一樣，都會說中文。但是，我不會說孟加拉語，而且很難找到翻譯人員。"

像美國的接觸者跟蹤員阿巴斯卡一樣，菲利普也沒有使用病毒跟蹤應用程式。2003年爆發SARS疫情期間，通過電話進行"接觸者跟蹤"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其他亞洲國家如中國和韓國也依靠這種經過考驗的方法。

"大多數人都很鎮定"

自4月底以來，在巴伐利亞大約有2500人開始了接觸者跟蹤員這項新工作。 魏斯（Franziska Weiß）便是其中之一。她中斷了其司法官員的培訓，接受了紐倫堡地區接觸者跟蹤員的工作。通知病毒測試者的測試結果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她說："當我告訴有些人他們被感染時，大多數人會保持冷靜。但是他們有很多問題，我平均要跟他們交談半小時。"

之後，魏斯要給在過去的48小時內與感染者有聯繫的人逐個打電話，通知他們必須隔離14天。她每天都會打電話詢問他們的情況。如果他們出現症狀，可以在家中或實驗室進行測試。

儘管她整天都在打電話，但魏斯很喜歡她的工作："我也打電話給人們，通知他們隔離期結束了。這是一個美好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