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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不認煽顛罪:政府混淆黨國偷換概念

Phoebe Kong
2022年9月2日

香港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展開初級偵訊,被告之一鄒幸彤在庭上自述她自小受啟蒙之路,並為備受指控的「五大綱領」辯護。這位投身中香人權運動多年的人物,作供時數度哽咽流淚。

2021年9月鄒幸彤在一次記者會上,此後不久她便因煽顛罪被訴。
2021年9月鄒幸彤在一次記者會上,此後不久她便因煽顛罪被訴。圖片來源: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德國之聲中文網)9月2日早上,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綁著馬尾、身穿軍綠色外套,由懲教人員押解上庭。公眾席上,有旁聽人士穿著印有「真相」、「Free Hang Tung」的T-shirt,他們和鄒幸彤互相揮手。署理主任裁判官向鄒幸彤讀出控罪並問她的答辯意向,鄒幸彤答道:「無可能認罪,追求民主無罪,不認罪。」

鄒幸彤和兩名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何俊仁,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支聯會在八九民運期間於香港成立,一直爭取平反六四和支援中國維權活動,在三名骨幹成員被提告後,支聯會宣佈解散。

這天進行初級偵訊--是正審前由辯方提出的司法程序,控方須提出足夠證據證明控罪「表面證據成立」,案件才會交付正式審訊。一般而言此程序不予公開,但因鄒幸彤早前就報導限制提出司法覆核勝訴,才成功解禁。

啟蒙之途:小學隨母赴晚會如上公民課

37歲的她步出犯人欄,坐上證人席,在自己的代表律師引導下親自作供。鄒幸彤娓娓道來與支聯會的初接觸始於90年代初,還是小學生的她跟隨母親參與維園燭光集會,那是她參與公共事務的最早記憶。當時的她未必很能理解「五大綱領」是什麼,只明白基本事實,「知道很多哥哥姊姊為了國家更好站了出來,卻被當權者屠殺,殺人者還要誣陷他們為暴徒」。

維園內的氣氛最觸動童年的鄒幸彤,她在庭上形容:「我第一次感受到那麼多人共同的悲傷、共同的憤怒,很想去明白到底是什麼能讓那麼多的人連成一體。」她並說,「在維園亦見到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集體付出和不計私利的燭光晚會,「是對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課」。廣場上為民主付出的學生、天安門母親、維園裡的參加者和行動者成為她的榜樣,「示範給我看如何做一個大寫的人」。

她說小時候視維園晚會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到長大後赴英國升讀大學,便在當地組織悼念六四活動,使她更決心想為中國民主出力,期間亦獲支聯會協助。她畢業回港後,在支聯會做過兼職和義工,至2014年當選為常委,2015年成為副主席,直至支聯會去年被迫解散。

2021年6月4日香港警方封鎖維園,民眾在園外自發點起燭光圖片來源: Isaac Lawrence/AFP

庭上拭淚:沒想過那是最後一次維園集會

控方早前向法庭披露,此案的證物包括支聯會自1989年起的影片,有的是在維園晚會上播放的大會片段--鄒幸彤一方在庭上展示其中8段,橫跨1992至2019年。

其中2001年的晚會開場影片包含許多新聞片段,例如1989年追悼胡耀邦、百萬人遊行、趙紫陽探望學生、北京戒嚴、六四鎮壓等歷史時刻,並剪輯了香港電視台採訪已故支聯會創會主席司徒華的片段,他指「有人叫我不要對六四這麼執著,我說假如香港沒了支聯會,沒了紀念六四的活動,就等於無一國兩制」。鄒幸彤緊接作供時哽咽道:「這些新聞片段需要被最多人看到、傳播,不能就此消失。」

庭上也播放2019年晚會的開場影片,其配上中國歌手李志的《廣場》作為背景音樂;除了歷史片段,當中還有香港前特首回應六四的言論、香港2003年七一大遊行及2014年雨傘運動的場面。影片播畢,鄒幸彤嘆氣後答道,「我們當年沒想過,這是支聯會最後一次在維園的正式集會」,說著拿起紙巾拭淚,接著說「幸好有這些片段回顧我們30年走過的路」。隨後播放晚會讀出死難者名單的影片時,她繼續抹淚。

而1997年、即回歸前最後一次六四晚會的大會宣言影片,司徒華當晚在台上說,支聯會在回歸前夕「已對可能要付出的代價作充份估計」,並準備好戰勝前路的艱困危險。鄒幸彤在庭上說自己與另外兩位被告--支聯會元老級人物李卓人和何俊仁不同,她是「在支聯會影響下長大的一代人」,反映支聯會對這城市裡的人帶來什麼影響。

她說政府經常把支聯會歸類為「反中份子」,但她以其個人經歷,支聯會培養的是對這地方有愛、尊重事實的人,而「不是愛一個虛無的國家概念,更非愛一個滿手鮮血的政權」。她批評:「政府混淆黨即是國,是在偷換概念。」

2021年5月作為支聯會副主席的鄒幸彤在港大「國殤之柱」前悼念六四死難者圖片來源: Kin Cheung/AP/picture alliance

「這是我在這法庭上要做的事」

控方指控支聯會成立時訂下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涉嫌煽動顛覆,其中以「結束一黨專政」最具爭議性,鄒幸彤對此以大篇幅證詞解釋含義。

她說「五大綱領」是支聯會的身份和靈魂,不能抽空任何一條來理解。作為生於八九時代的團體,支聯會有責任為死者繼續爭取其訴求,即建立民主制度。她說:「擋在這目標前最大阻礙是什麼?就是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的橫蠻邏輯。任何真心追求民主的人怎可能容忍一黨專政的存在呢?」她認為如不結束一黨專政,任何追責都是緣木求魚。

她表示,即使支聯會成員內部也對「五大綱領」有不同的延伸解讀和實踐,官員和法庭都無權在僭建其詮釋。而經過逾30年洗禮,「五大綱領是一場社運摸索出來的最大公約數,甚至可謂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但極權令人成為「自己的獄卒」。

在聆訊尾聲,辯方代表律師詢問如何達成「五大綱領」,本身也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如此作結:「要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挺直腰骨做人,打破思想牢籠和恐懼,提供選項,自由地說話,捍衛重要價值和原則。」她頓一頓,說:「而這些,就是支聯會一直以來所做的,亦是我在這個法庭要做的事。」

聆訊期間一節小休前,有旁聽者向鄒幸彤說「代表全港市民多謝你」。而其中一段插曲,是在播放2014年晚會誦讀死難者名單的影片時,控方突然打斷,質疑其有不恰當言詞。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說,「不覺得要在法庭上不斷聽這些」,認為鄒幸彤好像「藉法庭做平台播這些片給大家看」。但署任裁判官認為該片段是控方證據,批准辯方繼續。初級偵訊將於9月8日再續,屆時辯方會陳述法律觀點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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