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5月初，一批知識分子在北京的一間住所聚會。他們稱它是一次「私人討論會」。討論會題目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六四」。25年來，只要提及這一數字，對中國安全當局而言便意味著警報。中國人都明白，這一數字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抗議運動遭血腥鎮壓事件。在寄發給外國記者的一份聲明中，討論會的參與者們強調，「既不能忘記這一事件，也不能迴避這一話題」。

懲罰性軟禁

這一聲明的許多簽名者現在遭關押：律師浦志強、博主劉荻、基督徒作家胡石根、哲學家徐友漁，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此之前，記者高瑜失蹤。這位著名記者曾一再撰寫有關六四的批評性文字,一些文章也在德國之聲網頁發表。後來數天，遭關押者的名單越來越長，包括律師、作者、學者。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遭懲罰性軟禁。警方可以在沒有法院裁定的情況下將他們扣押30天，直到這個棘手的紀念日子過去。

今年，最高領導層尤其緊張。外國記者新近曾報導說，他們也被告知，在未來數周內要迴避「敏感話題」。

討論會的參與者們違反了中國的一條不成文的法律：不允許回憶1989年6月4日。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評論道，「顯而易見，舉辦這樣一種涉及中國最敏感政治話題的活動跨越了法律紅線」。該評論的對像是國際受眾。在中文報刊上，六四事件根本就沒有提到，甚至在替血腥鎮壓抗議運動作辯護的文章中也不提及。被認為要對大屠殺承擔主要責任的時任總理李鵬在一本書中記下了自己的回憶。他在書中根據官方的路線指稱，武力對付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完全必要。這本書已在網上流傳數年，但迄今未被允許正式出版。

在官方的歷史記載中壓根兒就沒有學生抗議運動的影子。「六四」這一數字在中國的社交網頁上得不到任何搜索結果，「屠殺」、「天安門事件」等搜索詞自然就更不會有任何結果。甚至在許多家庭，相關事件也屬禁忌，家長們不向孩子講述真情，原因便是害怕孩子說漏了嘴，牽累全家。

現在，整整一代青年已經成人。對「六四」，他們渾然無知。至於新聞審查和思想改造是如何起作用的，美國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一本書中專門講到了這一點：她給大學生看了那張著名的照片。照片上，一名男子在大屠殺事件發生後隻身阻擋了一個坦克車隊。該照片在全球範圍內成為示威抗議運動的象徵。她碰到的中國青年中，知道這張照片的人不足五分之一。

作為對25年前對其權力的這一挑戰的反應，中國領導層相當迅速地以一種務實主義經濟政策和民族主義教條的混合做出了回答。那是鄧小平。他在示威抗議運動被鎮壓5天後所作的一次軍內講話中規定了一條新路線。儘管沒有正式職務，鄧是當年最高領導層的幕後強人、改革政策的設計師。鄧確定，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繼續。經濟增長應有助於消解人民的不滿。直到今天，政府也非常清楚，為保持「穩定」，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必須有多高。

「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

大屠殺後，中共同時做出決定，開展教育運動。中共領導人將這個列寧的國家機器學說同追逐贏利的混合物稱為教育運動，以「鼓舞人民將愛國主義熱情投入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正是這一混合物使中國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在學校，愛國主義教育的範圍越來越大，取代了關於階級鬥爭的老口號。借助奧運會，中國慶祝了民族的復興；借助航天計劃，中國強調了自己作為世界一強的要求。在同日本圍繞東中國海上一組島嶼的主權爭議中，或在同被中國視為其領土一部分的台灣的衝突中，北京煽動年輕中國人的仇恨情緒、要求對國家效忠。走馬上任的第一天，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明確表示，他不會拋棄這一傳統。「中國夢」便是他關於北京要在世界上擁有強大地位的這一雄心的說法。

新聞審查和意識形態教條有其效果。不過，政府並不完全信賴由此製造出來的公民的忠誠。1989年抗議運動的出發點是對不久前去世的前黨總書記、改革派人士胡耀邦的自發性悼念。在很短的時間裡，悼念活動發展成一場聲勢浩大的要求民主、反對黨內腐敗的民眾運動。如今，安全機構每年要記錄下成千上萬的地方性示威抗議事件。最高領導層的一大憂慮就是，其中的一次示威事件說不定有一天就會演變為大規模起義。正因此，1989年以來，安全機器不斷膨脹，國內安全經費甚至超過了國防開支。長老鄧小平當年已定下方針：只要有反革命傾向的蛛絲馬跡，就要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一方針為一代又一代領導人所繼承。

作者：Mathias Böllinger 編譯：凝煉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