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2020年1月28日在北京會見世衛祕書長譚德塞。中國至今沒有允許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團隊前往武漢進行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獨立調查。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Afp/N. Hatta（德國之聲中文網）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的一個謊言。
首先，從命名權看，這是一個謊言。新年送大禮，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1月2日在北京成立。在揭牌儀式上，中國外長王毅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的重大原創性思想，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聲稱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今某人的原創思想，就跟說吃飯睡覺是某人的專利發明一樣荒唐。大同世界、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合國、地球村……這些從古至今未曾斷續的觀念和構思，不都是在談人類命運共同體嗎？
美國迄今記錄到100多萬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死亡病例，成千上萬兒童失去了父母。疫情會結束，但失去親人者可能永難釋懷。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這是14歲的朱利葉斯‧加爾薩（Julius Garza）。他在疫情中失去了養父大衛‧加爾薩（David Garza）。朱利葉斯比弟弟記得更清楚，2015年養母和養父收養他們的那天之前，生活是什麼樣子。他說：「爸爸死亡是迄今為止發生在我身上的最悲傷的事情。我永遠無法釋懷。」
朱利葉斯和他12歲的弟弟艾丹為死於新冠肺炎的養父祈禱。每月30號，全家人都會舉行紀念儀式，共同緬懷大衛‧加爾薩的一生。2020年12月30日，他在德克薩斯州的康弗斯（Converse）死於新冠肺炎。
養母瑪格麗特和養子朱利葉斯緊緊相擁。他的生母拋棄了他們哥兒倆。他們的生父因性侵他們的繼妹而入獄。他們由此進入收養家庭系統。有了這麼多艱難經歷的朱利葉斯，現在盡力試圖面對和消化失去養父的痛苦。
2020年5月，在伊利諾伊州馬特森市（Matteson），13歲的賈斯蒂斯‧麥高恩（Justise McGowan）也因新冠病毒失去了父親史蒂文‧麥高恩（Steven McGowan）。爸爸生日那天，她坐在台階上。新近，美國死於新冠肺炎人數突破100萬。拜登總統在電視講話說：100萬例新冠死亡，100萬張家庭餐桌旁出現一張空椅，每一個都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賈斯蒂斯的頭靠在母親桑德拉肩膀上。丈夫史蒂文去世後，桑德拉‧麥高恩-瓦茨（Sandra McGowan-Watts）試圖盡可能保持女兒賈斯蒂斯的生活習慣。去夏，修剪花園灌木的時間到了，賈斯蒂斯找到了父親的綠籬修剪機，立刻開始了工作。桑德拉說，「她做了他會做的事情」。
賈斯蒂斯從烤箱裡取出一盤烤好的餅乾，回憶起她和爸爸曾有的傳統。許多兒童的生活一夜之間劇變，不得不面對情感上的挑戰。
各級政府的計劃中都未包含對像朱利葉斯和艾丹兄弟這樣因新冠大流行瘟疫而至少失去一個主要照顧人的美國兒童做登記。研究人員估計，相關兒童超過21.3萬。
艾丹常用現在時態提到爸爸，彷彿大衛仍坐在客廳對面他最喜歡的那把扶椅上，叫這個12歲的孩子過來看《星際大戰》系列。艾丹說：「他這麼開心。每回擁抱他時，我都會覺得自己就像在觸摸一朵雲。
艾丹、朱利葉斯和瑪格麗特對著他們稱為「那個容器」的大衛的骨灰盒祈禱。失去他們的爸爸後，瑪格麗特確保養子們得到心理咨詢。即使疫情終會終結，像她這樣的家庭仍會受到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她說，「我們的『常態』會和他人的不同，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親人」。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
中共的敘事本身就前後矛盾，一方面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方面又聲稱習近平發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完全不在乎馬克思和恩格斯怎麼想——這兩位被供奉在全球共產黨祖先牌位上的先驅者，1848年就在《共產黨宣言》的末尾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想到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並不需要等到一個不世天才來腦洞大開，但有些人說得詩意一些，更容易讓人記住。比如，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在四百年前寫下《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詩雲：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
與世隔絕的孤島，
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
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所以，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到了二十世紀，美國作家海明威以「喪鐘為誰而鳴」作為一部小說的書名，並以整首詩作為題詞，讓它傳播更廣，膾炙人口。
新華社2016年的一篇報導說，「習近平熟悉美國作家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尤其喜歡海明威。」看來尤其喜歡也沒讓他讀明白，這首詩的意思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說受制於時代侷限，約翰‧多恩在這首詩裡寫的「人類」還主要是指歐洲白人的話，那麼到了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成為「聯合國」，以及各類國際組織，在理念上已經是包括全世界所有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了。
中共宣傳盜用西方既有觀念和術語，然後進行篡改和扭曲，包裝成推銷專制政治的口號，早已經不是第一次。比如，多元包容是西方冷戰之後的一個主流價值觀，指的是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對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文化習俗、性別取向、宗教信仰等等的承認和尊重，但是中共宣傳挪用過去，扭曲成了相反的意思：要求世界各國「包容」自己建立專制政權，打壓不同的價值立場、公民社會和異議人士。
習近平思想進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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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宣傳話術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運作，在中共的宣傳中，這更是一個謊言。
王毅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這一時代課題給出的中國答案。「中國答案」是什麼呢？同一天，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刊登習近平兩年前的講話《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稱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迷思。「新時代以來『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鮮明對比，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選擇。」
原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被扭曲成了推廣「中國式現代化」。所謂「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宣傳話術。就跟把醫學分為中醫和西醫一樣，它把現代化分為中國式和西方式，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名，行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實。
正如中西醫的實質區別是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的實質區別，是傳統專制與現代民主。把傳統專制稱為現代化，這本身就和現代化的通行定義是矛盾的。
中共宣傳試圖說服人們，沒有人權、自由和民主，同樣可以實現物質現代化。對於這一點，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James Robinson）早就給出了答案：長期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而不是極權專制的社會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參見《長平觀察：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十年前就讓中共不高興了》）
「倘一人為奴隸，則舉世無自由」
其實，人們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分析方法，都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共產黨宣言》中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在柏林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講，其中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說：「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為奴隸，則舉世無自由。」
今年6月19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柏林布蘭登堡前發表演說，吸引了不少目光。歷史上也有不少其他外國名人曾在德國留下載入史冊的名言。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這張圖攝於2008年歐巴馬訪問柏林之際，當時的歐巴馬還是美國總統候選人。今年6月19日，他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再次訪問柏林並在布蘭登堡發表演說前，眾人翹首以待。在過去的這種正式訪問中，也有不少政要留下了值得回憶的語句。
著名的演講之一就是前法國總統戴高樂於1962年9月9日在路德維希堡宮前發表的「對德國年輕人的講話」。在當時的德國總統呂布克的陪伴下，戴高樂向「法德人民的友誼」宣誓。這次講話是促成簽訂德法友好條約的關鍵一步。
在歐巴馬今年訪問的整整一個星期後，正好是這句大概是歷屆美國總統在德國土地上留下的最著名的語句50周年的日子。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在柏林舍納貝格議會廳前發表講話，他在精神鼓舞的眾人前，將柏林牆描述成「共產主義體系失敗的最生動、最鮮明的例證。」
「兩千年以前，最自豪的炫耀，莫過於：『我是一個羅馬公民』。而今天，自由世界裡最令人引以為豪的語句就是『 我是一個柏林人』。 […] 因為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城市，能夠在被圍困十八年後，仍可以保持今日西柏林的這種生機、力量、希望和決心。」
在柏林75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前美國總統雷根向包括東柏林人在內的所有柏林人發表講話。隨後，他向前蘇聯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呼籲：「請打開這扇大門！推倒這堵牆！」兩年之後，1989年11月9日，矗立28年的柏林牆真的被推倒了。
1989年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慶祝40周年國慶。前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受到邀請（圖中左側是戈爾巴喬夫，右邊是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10月7日，戈爾巴喬夫在其講話中重點強調了「開放和改革」，他也提及那些「無法隨機應變的人」將面臨危險。
2002年2月28日，安南作為首位出現在德國聯邦議會的聯合國秘書長發表講話。他對德國在阿富汗衝突中所起到的作用給予稱讚，特別是警察機構的重建。「當人們願意盡義務幫助戰爭難民重建和平時，就必須要留下可以允許他們繼續這一進程的系統結構。」
精神領袖也在德國留下了警句。2008年，達賴喇嘛在結束其德國訪問前在柏林表示希望中國可以有一個宗教和文化自由的西藏。「21世紀應該是展開對話的世紀。所有問題應該通過對話解決，而不是使用暴力。」
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是近代首位德國籍教宗，也是首位在德國聯邦議會前發表講話的教宗。在其德國訪問期間，他提到法治社會的基礎和納粹時期。當今政客的任務是「服務於權利並與不正當的政權作鬥爭。」
近幾十年來，國際社會對於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有過很多實踐探索，包括組建聯合國維和部隊、國際法院、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等。在2019年武漢爆發新冠疫情之前，世界衞生組織（WHO）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合作，在防治全球傳染疾病方面功不可沒。比如，2014年爆發的埃博拉病毒，就得到了及時的控制。
為什麼呢？因為埃博拉病毒雖然厲害，但是它「不幸」出現在非洲小國，在那裡沒有一個號稱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權來阻止國際專家的介入。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網站的記載，「幾內亞衞生部於2014年3月13日發布了首個關於不明疾病的預警。同一天，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以拉沙熱為疑似目標正式啟動了突發事件管理系統」，「3月14日至25日，在幾內亞衞生部、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和無國界醫師組織人員的參與下，開展了一次重要調查，對基西杜古、馬森塔、蓋凱杜和恩澤雷科雷等市進行了實地考察」。
2019年，新冠病毒「有幸」在中國武漢爆發，中國政府先是隱瞞疫情，隨後又阻止國際專家進行及時而獨立的調查。疫情蔓延全球各地，肆虐時間長達三年，導致至少700多萬感染者死亡，世界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既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在北京掛牌了，那麼世界衞生組織是否可以再次派遣國際專家，前往武漢完成對於新冠病毒源頭的獨立調查呢？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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