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92.8%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對中央政府滿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滿意？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與北京的零點調查公司合作，調查中國公民對自己政府態度，已經進行了十多年。最近一次調查結果中，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創下新高。在《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它被稱為"可靠的調查"。

習近平掌權以來，儘管痛打"大老虎"讓很多人覺得解恨，但是以反腐為名行權斗之實已昭然若揭。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頹勢難挽，相信政府的股民噩夢連連，北京的天空只為閱兵而藍，網路言論大幅收緊，批評人士大量入獄，維權律師集體被拘。讓人疑惑的是，這些高滿意度從何而來？

更加吊詭的是，甘迺迪學院教授、阿什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在十多年的調查中，中央政府的滿意度一貫保持在高位。習近平上任兩年來，抓捕了曾掌控政法委、國安及石油領域的"政法沙皇"、前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任總書記胡錦濤的"大管家"、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令計劃，以及分別從2002年及2004年就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軍界大佬郭伯雄和徐才厚，另外還有中共黨內機構、國家機關與政協副部級及以上官員70多人落馬，副軍級及以上的軍官及武警警官40餘人被查，甚至傳言在位13年之久的"中央集體領導核心"江澤民危如累卵。這場"反腐鬥爭"，無疑是對前兩任領導的否定。中國受訪者又是如何一貫地對這幾屆政府都保持高度滿意的？倘若反腐解恨，那麼他們對曾經如此滿意的政府的高官之恨，又從何談起？

調查顯示，受訪者對縣級、區級以及更下級政府的滿意度降到了自2003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水準。在鄉鎮一級，只有7.8%的人表示非常滿意，47%的人表示比較滿意。塞奇教授說，"對中央領導人來說，仍然有希望看到公眾繼續把權力濫用看作是地方反常現象、而把中央政府看作是在為公眾的最佳利益工作。這樣會更容易地讓地方抗議活動得到控制。"不僅如此，它還讓習近平的反腐鬥爭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可以說，這樣的調查結果，正是中國當局想要的宣傳，它甚至可以在中央電視台發布。我不禁想到，假如調查結果顯示"92.8%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不滿意"，身處中國或與中國政府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調查機構會面臨如何發布的難題。

我這樣說，並非暗示調查機構故意撒謊，迎合中國政府。我想強調的是，在傳播和分析這樣的調查結果的同時，應該清楚地看到它們與現實及歷史的矛盾，並思考這樣的問題：如果不是撒謊迎合，為什麼資深專業調查機構的調查結果會與極權政府的宣傳需要高度重合？

極權社會中的"真實表達"

有人指出， "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是一種文化傳統，"反貪官不反皇帝"是一種古老智慧。我認為所謂傳統的積弊難以祛除，更多的原因在於現實政治權力的利用。否則，我們無法解釋，被認為傳統文化深厚的中國社會，如何在"文革"期間將文物、古籍及尊老敬長文化掃除殆盡？我們也可以設想，假如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或者當下的北韓，做同樣的調查，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我相信，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只會更高。儘管如塞奇教授指出的那樣，"文革"時期的中共決心要破除傳統，把自己描繪為與過去徹底決裂的代表，而現在的中共搖身一變，竟然成了中國傳統的自然繼承者。

在極權社會做問卷調查，它的"真實性"到底是什麼含義？表面上在很多領域都保持開放的中國，是全世界僅有的幾個封鎖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的國家，所有的媒體都控制在權力超強的宣傳部門手中，所有的學校教材都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都含有偽造歷史、粉飾現實的愛黨愛國宣傳。有藏人通過騰訊微信接收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就被判刑入獄；有漢人在新浪微博發布一條訊息聲援香港"雨傘革命"，就被以"尋釁滋事罪"拘捕；劉曉波、許志永、伊力哈木、高瑜等知識分子被重判入獄，並非因為組織了什麼"顛覆"活動，而是僅僅因為他們發表了一些批評言論。

資訊封鎖、訊息恐懼和洗腦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它並不像很多想像的那樣，只是一個荒唐的笑話。事實上，它是非常有效的。每天看新聞聯播的普通民眾，怎麼能夠不相信"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人對中國虎視眈眈"以及"習近平清廉正直，正在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人們當然有太多的不滿意，但是這不都是地方政府不服從上級指揮的錯嗎？

針對自以為有思考能力、不甘為人後的中產階級，宣傳機器又發明或複製了"專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中國社會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理論，它們聽上去比喊了上百年的"爭民主"、"要自由"等陳舊口號要新鮮、深刻得多。

訊息恐懼已深入骨髓

即便被強行洗腦，中國民眾也並非都是"白痴"。想要弄明白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不需要多少智商。但是，訊息恐懼讓他們寧願拒絕思考，因為想明白了只會帶來煩惱和危險。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經分析，在極權統治下的捷克社會，為什麼一個蔬菜店店主會在櫥窗上貼著標語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呢？他根本就不在意全世界無產者是否願意、應該怎樣聯合起來，因此這個標語對他來說不啻於一個謊言。首先，這個謊言讓他感覺到安全。其次，他也習慣了不在乎什麼是真話。

調查機構當然會以匿名問卷等方式保護受訪者的私人訊息，但是連坐擁雄厚財力和影響力的全球網路公司也紛紛屈從"中國式管理模式"的當今世界，沒有人相信中國政府會把這些規則放在眼裡。白紙黑字地寫下對最高領導人的批評，是中國人深入骨髓的恐懼。恐懼的結果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我可是真心覺得那個綁架者有能力，有魄力，又很帥氣，而且時時還掛念著我啊！

需要說明的是，在過去的此類調查中，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遠遠低於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極權或准極權政府，而更極權的北韓根本無法調查。這本身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但是，近年來的調查中，德國等民主國家大步趕上。這加大了調查結果的迷惑性。有人會問：難道德國人對政府滿意度高，也是洗腦的結果嗎？他們的回答是在言論自由環境中相對獨立的表達，中國人的回答就是資訊封鎖、訊息恐懼和洗腦教育的結果？我只能說：是的，事實的確如此。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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