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我們並沒有選擇，但是我們曾經以為有過選擇，而且很幸運地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如果真的有所謂人心所向的話，那麼2012年3月溫家寶在總理任上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上的發言，簡直就是最好的注釋。

溫家寶表情沉重地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他並非是在對即將成為新「核心」的習近平提出警示。恰恰相反，他和「人心所向」一致，以否定曾經被認為是習近平競爭對手之一的薄熙來的方式來表達了對他的支持。當時，薄熙來的干將王立軍夜闖成都美領館之後，已經成為中共囚犯。溫家寶顯然認為還應該「揪出幕後黑手」，他提高嗓門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這句話給全世界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人們最關心的事情，還不僅僅是薄熙來應該對王立軍案和他的妻子谷開來所涉「海伍德謀殺案」負什麼責任，更重要的是，從2007年到2012年那五年期間，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全世界的中國觀察者都在為他領導和推廣的「重慶模式」擔憂。以「唱紅打黑」為主要內容的「重慶模式」，讓人們感覺到「文革」陰影的浮現。

溫家寶公開宣告了「重慶模式」走到盡頭。同時，僵化保守的胡錦濤時代也畫上了句號。中國人民迎了了一個開拓進取的新時代。2003年1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 ）寫了一篇評論《中國正待飛躍》（紐約時報中文版標題為「習近平是改革派」），文章開說：

「關於中國，我有如下預測：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將重啟經濟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進行一定的松綁。在他任期之內，毛澤東的遺體將被運出天安門廣場，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獲得釋放。」

今天，這篇文章已經成為時評界一個著名的笑話。但是，紀思道先生完全可以辯護說，他並非憑空杜撰，而是寫下了「時代的聲音」。當時，幾乎全世界都對「習李新政」翹首以待，眾望所歸。在中國民間，一句「 打鐵還需自身硬」讓人民感受到了領導人「接地氣」，習近平夫婦攜手出訪又讓人民感受到了第一夫人的「洋氣」，端的是「氣象萬千」。

重慶模式與中國模式

我還記得2011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熱氣熏人的街頭，提高嗓門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當時我任香港時政雜誌《陽光時務》主編，但是香港政府拒絕給我工作簽證，我不得不在周邊國家「流浪」上班。

雜誌老闆的期待之一，是以「維穩」為要旨的胡錦濤時代寒冬將盡，以「改革」為旗幟的習近平時代春風撲面，我還有機會回香港正常上班。

在那個電話中，我勸說老闆謹慎期待，表示我對全世界看好的「習李新政」高度懷疑。隨後，我以主編身份為雜誌寫了若干篇卷首評論，闡釋了我的觀點。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對溫家寶發言中最受歡迎的一句話做了分析——這句話來自鄧小平的斷言：「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寫道：

從一個想要永遠把持統治權力，視任何挑戰權威的民間努力為敵對勢力的政治集團的利益來說，政治改革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甚至就是死路一條──至少對於既有的依靠腐敗專制的獲利者來說，必須是死路一條。

把「長治久安」作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鄧小平及其他中共領導的論述，政治改革也意味著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著挑戰，意味著公平的競爭，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

到了2012年10月，薄熙來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重慶模式」真的煙消雲散了嗎？習近平真的是薄熙來的反面嗎？我寫了一篇文章《每個官員都姓薄》。為了讓大家明白什麼是重慶模式，什麼是中國模式，以及薄熙來和習近平的差異，請原諒我在這裡對那篇短文大段拷貝——
 
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地方——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卻不經由公民選舉產生，而是來自一次又一次的秘密會議。對於這些會議，普通民眾只能透過謠言捕風捉影。反正有一天，最高領導人就從天而降了。

他上台之後，開始安插親信，清除異己。他並沒有真正的對手，但是即便對於那些敢於挑戰權威的人，他也毫不留情，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經濟上，他以正義之名，巧取豪奪，主要手段是剝奪民間資本，壯大自己能夠控制的國有企業。隨後是親友團一哄而上，肆意瓜分，形成權貴資本。

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他會親民惠民，廣施恩澤，發動民粹，贏得不少底層民眾的支援。
同時他控制媒體，操縱學術，組織學者文人，為自己歌功頌德。不僅誇大和虛構政績，還要建構理論體系，有大政方針，有戰略思想，也有發展模式。

身為最高領導，他終於被神化，成為國家英雄丶民族救星。寶座坐穩之後，則濫用職權，為所欲為，置法律程序於不顧，視民眾權利如糞土。

請問，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沒錯，它就是重慶。

——是的，它也是中國。

我說，在重慶模式和中國模式之間，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就一個整體的中國模式來說，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重慶，每一個官員都可能步薄熙來的後塵。」

今天回頭看，我像是一個「預言帝」。但其實看到這點並不困難，「因為這種模式的核心，就是權力不受民眾監督，變成一個個無法控制的怪獸，而這些怪獸又在經濟上嘗到了資本貪婪的盛宴，誰也無法阻止它們最終走向罪惡的深淵。」

「薄熙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假如我們真的有選擇，又假如我們當初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支持的領導人是薄熙來而不是習近平，十年後的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從上面引述的我對「重慶模式」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掃黑除惡」、清除異己、控制媒體、打壓私企和個人崇拜方面，他已經走在習近平的前面，隨後也不會做得比習近平更「差」。

據說薄熙來獲准保外就醫，在大連棒棰島上治療肝癌，練習書法。在享受陽光和海風的閒靜歲月裡，也許那些血雨腥風的權力鬥爭對他已是前塵往事。但是，我對世界上大多數觀察中國的政治人物、媒體記者和專家學者，對這一頁歷史就這樣輕輕翻過去了，感到有些遺憾。

最嚴肅的檢討似乎只是「我們當初看錯了」。這正是我提出這個假設的原因——為什麼看錯了？當初認為支持「習近平是改革派」的事實並沒有錯，那麼錯在什麼地方？今天期待「習下李上」的理由看上去跟當初一樣充足，為什麼這一次就不會看錯呢？

這一次的區別在於，我們終於明白，我們並沒有選擇。我們也沒有機會再一次「很幸運地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就這一點來說，薄熙來也能做到——他只需要把「重慶模式」換個名字，叫做「薄熙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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