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國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領導人形象：精明能幹，廉潔自律，在困境中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在他去世之後，中文網路中對他懷念有加，投射了人們對政治強人的眷戀心理。

西方媒體的報導，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經濟政策之後，也不會忽略他的威權專制形象。他對反對黨的打壓、對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的限制，他主張的過於苛嚴、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權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製造出來的充滿自我審查的謹小慎微的社會生活，都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有衝突。中國媒體淡化這些爭議，首先是因為這些議題本身，不允許在媒體進行深入的討論。其次，批評中共政權的人士，認為中共能夠學習新加坡模式，已經是人民的萬幸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毫不謙虛地誇耀自己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功績。1978年鄧小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談新加坡時，李光耀給了他改革開放的建議，並鼓勵他說，相信中國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向新加坡學習。他主張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秩序好"，但是同時強調"他們管得嚴，我們要借鑑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管得嚴"的好經濟秩序，確定了中共學習新加坡模式的基調。隨後的幾代領導人，都在重複這個調子。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除蘇聯、北韓之外，最高領導人點名學習的惟一國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南洋理工大學的中國官員培訓班甚至被成為"海外黨校"。但是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帶給中共官員兩大興趣點：一是一黨執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經濟；二是高薪養廉。官方喉舌媒體也一再通過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眾，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評政府的學者和媒體，利用各種機會指出，新加坡的一黨執政，與中共的一黨專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儘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在新加坡從來都能合法存在，而且執政黨也從來都面臨選票的壓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開始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敗已經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養廉，而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政。

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失去了近四成選票，舉國震驚，也讓中國的這些爭論沉默下來。中共官方對學習新加坡模式失去了興趣，當局並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選票支持的風險；宣傳機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來證明威權有利經濟，而是直接宣稱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就是解釋中國特色的最佳證明。倒是有一些親共學者，還在繼續進行過時的游說。

根據報導，2007年習近平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見面時，還曾表示按照鄧小平號令學習新加坡。隨後，李光耀在新書中回憶這次會面時，稱讚習近平"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斗，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這番稱讚大概會讓曼德拉和習近平都覺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為民權奮斗，豈止"有過牢騷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為正義吶喊抗爭。而習近平既沒有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經歷，也對民權毫無興趣。

這顯示中共與新加坡的學習關係漸行漸遠。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必然會沿著2011年大選開啟的政治抗爭意識繼續前行，而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連在街頭反對性騷擾的女權行動者也要抓捕。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