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我想不起來德國哪一個年初像今年一樣令人沮喪。

跨年夜發生零星的性侵事件，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媒體也認為不值得報導。沒有發生類似科隆的大規模事件一是因為警察無處不在，二是因為很多女性乾脆不出門了。以我自己為例，看到跨年夜慶祝活動專門為女性設安全區的消息，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安全區周圍並不安全：第二個想法，如何走到安全區。於是我決定，跨年夜何苦自找不痛快，還是待在家裡最安全。

邊界仍然失守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聖誕市場和火車站前廣場變成安全重地，這是開放邊界政策的結果。一個正常運轉的國家理應採取對策。至少恢復真正的邊界檢查。但我們剛剛從"星期日世界報"得知，2017年，有兩千多"難民"從斯堪的納維亞非法進入德國。實際數字可能更高。因為這些只是聯邦警察發現的。沒發現的之後在各聯邦州登記，如果沒登記，德國衙門根本就不知道。換句話說，難民危機已進入第四年，德國仍然處於任何人都可以長驅直入的狀態。您能夠敞開大門睡安穩覺嗎？我不能。不過也許我屬於特別謹小慎微的那一類。

至少我們知道，這些從瑞典或丹麥"逃往"德國的難民當中，很多人的庇護申請已經遭到拒絕。如果德國重新審理，那麼這將是對都柏林協定的雙重踐踏。不過，這又有什麼呢？道德可以置於法律之上，我們在2015年就證實了這一點，那我們也可以堅持到底。

既然德國的邊界已經成了無法律地帶，那麼對網際網路就該進行更嚴格的審查。這大概是德國代理政府的邏輯。自從網路執行法2018年1月1日生效以來，大批臉書、推特內容被刪除。讓私人企業建立一支網路警察隊伍，這對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高效而經濟的辦法。世界上的專制國家可以學習德國的經驗。代理司法部長馬斯對"圖片報"說："我不對單個的推特內容進行評判。是否符合法律應當由企業來裁決。"這樣政府把司法權部分私有化。

我的年齡由我自己說了算

這可能也很有必要。德國司法機構早已不堪重負。2016年，德國停止了對幾十萬起非法入境和刑事訴訟的審理，因為人手不夠。對德國安全的後果不堪設想。今年年初，德國熱議的是一個規模較小但是享受特權的"難民"群體：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他們的 居住條件好於其他難民，一般刑事犯罪不受處罰，也不用擔心被遣返。於是很多已成年難民也削尖腦袋混入這一群體。而他們需要做的並不多：在自報年齡的時候少說幾歲就行。一位在難民營工作的有移民背景的工作人員對我說，她的老鄉經常向她咨詢可以虛報多少歲。言外之意，德國的衙門有多愚蠢。

假如我們有一個自動檢測年齡的機制，那麼我們可以節省費用（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每年的安置費用達40億歐元），也可以將一些犯罪分子遣返或繩之以法。而這部分難民的名聲也不會那麼壞。去年年底一名自稱15歲的阿富汗難民殺害一名德國少女的事件發生後，有關檢測年齡的討論再度激烈。

為了討論而討論

這是典型的德國式討論，目的不是討論之後採取對策。而是為了討論而討論，最後不了了之。這一次也不會例外。每次相關討論的反方意見總不外乎兩個：醫生不能確切測出準確年齡；X光拍手骨不人道。誰也沒有要求醫生準確計算他們的出生時辰，去年一年我在醫生建議下被拍兩次X光，看不出哪裡不人道。我不明白的是，一方面財政局把我們都看成是潛在的騙子，另一方面德國衙門卻完全相信來自陌生文化圈的陌生人的自我表述。

上面提到的那個阿富汗殺人犯是庇護申請遭拒的難民。這部分人的犯罪潛能很高，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目前德國大約有30萬必須遣返的難民。而如何遣返根本就不是正在組建政府的聯盟黨和社民黨談判的內容。其實，組閣談判根本也不是為了德國的未來，而是為了保障三位敗選的黨主席的政治前途。這個年初真是再令人沮喪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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