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譯成為德文的還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閻連科：現在已經出版了三部小說：《為人民服務》、《丁莊夢》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譯的。第四部正在翻譯過程中。如果有可能，當然希望像法國、英國那樣，一年一本，或者兩年一本。比如現在正在翻譯的是《四書》，《四書》後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作品多以農村和軍隊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想過寫一部以城市為主題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強拆過，您會不會想到以"強拆"為主題來寫一部作品？

閻連科：我想不太會，因為在中國，可寫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強拆"更複雜、更深刻，關於人性、人道，我想這樣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會因為發生了一件強拆，就去寫一個強拆。我每一部小說都要構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現今天發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寫成作品，這對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會用一種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寫出來。我覺得我值得寫的比這個要多，而且要比它會好。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中國，甚至有一個說法，說您是"禁書作家"。比如《四書》就沒有辦法在網上找到。您會對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嗎？或者說，您覺得，中國國內出版界的審查，在短期內有沒有可能得到改變？

閻連科：《四書》可以在港台買得到，內陸沒有出版。

關於"禁與不禁"，我一直在說幾個問題：第一，中國確實有個明確、也相對嚴格的審查制度。在中國，如果一個作家一生的寫作都是順利的，沒有被爭論過的，我覺得這個作家是值得懷疑的。第二，被禁，也並不代表這個作品就是好作品，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們不能說，一個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這是一定要講清楚的。第三，審查制度短期不會像德國這樣，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它一定會越來越嚴格。但是，這不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寫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礙。最大障礙當然是審查制度，還有自我審查，當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問題，怎麼思考問題。後面的問題比前面的更重要。
（審查制度對中國社會）當然有影響，如果社會更加開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們想像中民主、自由，人權那一天的到來，審查對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的社會是有影響的。這是肯定的事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以中國社會今天的現狀，作家可以做些什麼，或者應該做些什麼？

閻連科：我和Kautz先生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剛才談到的，"作家的獨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們的社會，雖然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但是它有相當的包容性，並不是說你寫了某一部不該寫作的作品，就會像三十多年前，蹲監獄、殺頭。現在社會甚至相當包容，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包容性。你寫了，可以在香港、台灣出版，並不會影響我們。我指的是我們這個虛構小說，當然是為了藝術、為了文學，當然不是為了另外一種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憲章"去相提並論。如果是為了藝術，你在香港、台灣出版，在德國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會發生大的影響。所以我想，要相信這個社會的包容性，要培養自己的獨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讓自己的想像更加寬廣，更加自由，這是所有作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而今天一個作家的具體情況就是，我們面對權力也好，面對審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對金錢和權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時候超過了審查的歷史。世俗對作家的影響，是相當相當大的，並不是說審查制度是我們寫作的唯一障礙，"名利"可能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的意思是，審查制度並不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說作家這個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閻連科：按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一邊是審查，一邊又相當包容的情況下，我認為一個獨立的人格就顯得尤其重要了。當然，三十多年前，我們不能這樣去談它。你寫一部作品，蹲監獄、殺頭，我們不能要求作家就這樣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這樣做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今天中國的文壇，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樣的作品？

閻連科：無論我們談論什麼，我都認為今天的文壇是1949年以後最好的一段時期。生態的環境、審查的制度，已經有許多問題，但是1949年以後，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無論如何都是相對順利地寫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壇，每一個作家都積累了豐富的寫作經驗。另一方面，我們這個社會非常豐富，非常複雜，非常荒誕，給作家提供了寫不盡的文學資源，這是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幾乎都沒有的。我們每天發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偉大的、複雜的作品。當然，我們有沒有能力把它寫出來，有沒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寫作的生態環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對比較糟糕的，但是我們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資源。我想這是兩個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在2009年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中國沒有辦法寫紀實的作品，您今天是否還是持這個觀點呢？

閻連科：我經常說，在中國不要談論紀實文學。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說歌功頌德的不是紀實。中國是非常豐富的，當然也有許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寫這種東西也是紀實，但是這種紀實應該交給媒體去做，不應該是一個文學去完成的。我想，紀實一定是更為深刻、更為複雜，是新聞報導無法完成的。我們的紀實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相比，我覺得不值一提，沒什麼可談的。我們目前難以產生"非虛構"的作家。按她那樣的思考去思考，這樣的可能性比較小。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中國人、中國年輕人的閱讀？您會給他們推薦什麼作品？

閻連科：他們不一定要讀我們的作品，他們也可以讀別的作品。只要是閱讀，是文字的東西就好。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成長。只要在閱讀中，就一定會回到經典。這個比例是非常可觀的。問題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機上了。當然我們不能說手機就不是一種閱讀形式了。閱讀，都是好的事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最喜歡的德語作品是什麼？

閻連科：我還是更喜歡托馬斯‧曼的作品，另外《鐵皮鼓》也很好。我們中國人還特別喜歡《香水》。中國作家對德國作品的閱讀還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兩千年前後這一段。今天德國有很多好的小說，非常偉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閱讀和出版，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怎麼看待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閻連科：鮑勃‧迪倫的歌詞寫得很好。以後我們中國的小品寫的很好，你不能說它是戲劇，就給那些小品的作家一個戲劇獎吧。我想不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可以。中國小品是很好，有許多經典作品，經典的小品作家，這種人只要不拿諾貝爾獎，我覺得都可以。必須承認，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詞當作文學去說，那未免兩件事情。因為他的歌詞離開他的嗓音，離開那個歌，作為詩歌，它是沒有那麼好的。他的歌詞是必須讓我們來聽的，我們說的"文學"是讓我們閱讀的，這是本質的差別。當我們來閱讀的時候，他是簡單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您也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但國內目前只有莫言先生獲獎。您怎麼看待他獲獎？您有沒有期待您有一天也獲獎？

閻連科：我想這都不是一個作家去想的問題。一個作家不要受任何影響，把你的作品寫好，其他的事情交給命運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寫好，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運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我們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認為他是配得上諾貝爾獎的。其他的我們就不去談了，他的作品還是很好的。

採訪記者：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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