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講，「庇護」是德國出於人道關懷賦予人的一種權利，拿這一簽證也是一種的個人選擇，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如果說它是「血卡」，那應該理解為六四事件中流的血至少沒有白流，它至少給了一些同胞一種選擇自己的想要的生活的權利和利益，六四死難同胞如果在天有靈，也會感到欣慰的。認為拿了六四「血卡」就在道德上可疑，這是一種非常狹隘的思維方式。

德國之聲中文網除了時政，還有社會，經濟，文化等內容，時政內容中也不僅僅是中國時政，還有對德國和歐盟政治時事有詳盡的報導。在中國時事報導上，我們能做的更多的和更好的是把德語媒體的聲音傳達給中文讀者，這裡面有事實報導，也有觀點評論。事實報導的意義在於中國大陸新聞尚不自由，德國之聲的報導一方面為大陸中文讀者提供了瞭解自己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一種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是不同的視角。這種「曲線知國」的訊息獲取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無奈和悲哀，我們這些中文編輯非常知道自己遠離事件源這一致命侷限，因此在報導中國時事時態度是非常謹慎的。同樣也是因為遠離事件源，我們在選題時也只能有所取捨，例如楊利偉太空兜風一事，國內媒體實況跟蹤，隆重報導，所以我們不會去搶第一時間去報導，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強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認為這件事不重要，我們能做的更有意義的是請德國的同行或者專家發表一下「不在此山中」的看法。

「日月同輝」批評在報導上我們厚教皇而薄反日，而我能給予的解釋是：因為教皇去世國內媒體並不很重視，而教皇是一位重要的世界性人物，德國之聲離事件源很近，資訊來源上能彌補國媒體的空白，對於對教皇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我們這裡得到他想要的訊息(包括教皇的「錯誤」)。對於反日的報導與評論，我認為德國之聲的報導在數量上至少比國內的大報和門戶網站的報導更多，有時是更及時；報導的視角也更豐富，裡面不但有蒂滕這樣的持難以讓中國人認同的觀點的德國專家，還有桑德施耐德這樣的批評日本缺乏歷史反省精神的著名德國政治學者，還有韓國學者李恩正、日本學生木子以及中國網友對蒂滕的反駁，李恩正的德文稿也同樣發表了。還有，中國留德學生約定於明日(4月23日)在杜塞道夫市舉行反日遊行，我們會派記者去報導。也就是說，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們不會坐在辦公室裡閉門造車。

實際上，引起「日月同輝」和一些網友不滿的多是本網中德國記者或者是專家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和評論。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在德國工作的中國新聞人，我為中國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將別人對中國的看法轉達給同胞，當然如果我的德語足夠好，我還會反過來用文字讓德國人更瞭解中國。如果你心態開放，如果你很自信，你會歡迎別人對你提出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被冤枉了就出來解釋。我們不是總說自己的國家是文明古國，大國風范嗎？那我們也應該表現出容納百川的大國襟懷。

我不認為有一個所謂的扼殺中國的西方陰謀，德國總理施羅德堅決主張取消對華軍售的態度就是一個對這種「陰謀理論」的反例。西方媒體(暫且籠統地這麼稱呼)因為扮演著形成公眾輿論的角色，批評就成了一種責任。事實上，德國媒體涉及本國政治時，也大多持批評的態度。德國的「圖片報」是施羅德的死敵，而柯爾則與「明鏡周刊」不共戴天。並不是我們有意選擇那些批評中國的文章，而是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必須誠實地轉達別人的批評的聲音。值得一提的還有，這些對中國的觀點已經客觀存在於德語媒體，我們只是讓中文讀者知道有這樣的觀點存在。我們認為，讀者都是有獨立判斷能力的，能自己判斷哪些批評是中肯的，哪些是不得要領的。

我個人認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持續的、不依不饒的批評並不會遏制中國。相反，中國在經濟發展、政治開放、社會開明和價值多元化上的進步與西方媒體對中國形成的價值觀上的壓力有著互動的關係。譬如說，去年全球3700例死刑有3400例是在中國，這一數字對比太強烈，你不能要求人家不去提出這個問題。至少我現在還沒有看到一個中國人能對此有一個理直氣壯的解釋，人家提出來了，你至少會注意到這在中國是個大問題，不能再裝作不知道。最近中國人大考慮將死刑核准權交給最高法院，說明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價值觀上的壓力有正面的反應。本網曾刊登過一位陝西農民在公民權利被政府侵犯後尋求國外媒體聲張正義的報導。這位農民認為，事情捅到國外，政府就重視了。你可以對這件事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它反映的事實就是國外的媒體對中國政府的確形成了一種輿論壓力。中國要想走向世界，成為受人尊敬的大國，你就不能再用「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話語體系和道德體系來應對來自世界的批評。

最後，鑑於「日月同輝」在論壇發言中一再提到「民主」、「國家強盛」、「民族利益」和是否「對得起父母和祖國」等問題，我簡單談一下我對這些概念和問題的理解。

「日月同輝」的一些觀點是：

「今天中國能以高速發展，並已經成就了經濟奇跡，這說明大陸今天的政治體制還沒有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他適合大陸的今天。民主與否都只是達成政治結果的平台形式，是表面現象，不知你怎會看問題如此的膚淺。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作中國人就會更加有尊嚴。」

「政治在本質上是一門妥協的藝術，他的核心是利益。政治體制所扮演的是一個平台的角色，在一個政治進程裡面重要的不是平台的形式，而是看他能不能平衡各種利益。我們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標準因此便可以說不是西方的標準，而是看我們目前的政治體制是否可以有效地平衡今天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是否適合今天中國國情才是唯一的標準。」

「那就是在從社會生活的角度講民主實際上是自在人心的，民主是在特定的文化基礎上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民主是否有效並不在乎制度，而是基建於生活在這個社會制度下的人民。」

「我的老老和老爺經歷了天差地別的生活水準，生活變得異常的艱辛，受盡屈辱，未見埋怨國家和中國共產黨，只是教育後人一定要好好學習好好做人，將來成為國家和社會有用之才。這也就教育了我人生世事總難料，一切要向前看。同樣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是不是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就要不顧一切必須要這個黨下台呢? 很顯然不是，中國共產黨在78年以後領導中國重建的經歷告訴我們這不是必須的。也正是這段時間中國共產黨證明了，她絕對有能力很好的領導中國人民建設自己的國家，在中國你我也都並不能找到一個可以代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力量。」

我的觀點是：中國是否具備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的條件，對此見仁見智完全，我完全同意。但是，不具備民主制度的條件並不構成否定民主理念的理由，更不能促成為拒絕去創造這一條件的藉口。如果說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那麼中國的當政者如果真的要成為在全球化的今天仍不失去中國文化身份的政治家，就應該在先自己衣食無憂(往好聽了說這叫獨善其身)的同時「兼善天下」，去努力創造實現民主體制的條件。更何況，支持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是天賦的人權，這是一種普世的價值，它是構成各種文化和處於各種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尚能對話的最小分母。拒絕民主體制與拒絕人的基本權利需要不同的理由。另外，從邏輯上說，GDP在高速發展，並不能證明政治體制的合理，因為你不能排除其它的政治體制安排可能會使GDP發展速度更快的可能。

對於我來說，以犧牲個人的尊嚴換來的國家強大沒有價值。我不認為有所謂的「人民」這樣一個同質共同體。民主的前提是自主的個人，自主的個人是民主的終極意義。沒有個人權利的保障，民主只能是假人民的名義來摧殘個體的國家機器，我想對此中國人有著直接經驗。被拖欠薪水的民工和包工頭都是「中國人民」，但是他們生活的利益是直接對抗的，甚至包工頭的利益是建立在剝奪民工利益基礎上才實現的。從來就沒有一種本質，政治也是如此。說平衡各種利益是政治的本質，其實也就是承認了利益優先於政治，而所謂的各種利益，其實最後都會歸結到個體的利益，因為沒有個人的權利，就談不上有利益的要求。所以我們在評價一個政治體制，最終要看的是這個體制的合法性的唯一來源 － 個體公民。

「日月同輝」的祖父母輩受盡屈辱，不但「未見埋怨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還教育他的後人「將來成為國家和社會有用之才」，「一切要向前看」。自己的做人的權利被踐踏如此，還不敢或不願對踐踏者說個「不」字，這是一種可怕的奴性教育。只有知道過去，我們才知道前方在那裡。同樣荒唐的是，日月同輝還提出了「是不是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就要不顧一切必須要這個黨下台呢?」這樣一個問題。除了對公民負責，執政本身沒有別的意義。如果犯了錯誤還不下台，還何談執政的責任？一個所謂的「路線錯誤」，可能就是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日月同輝還喜歡向別人提醒的是要「對得起自己的祖宗，是否對得起自己的民族和祖國。」 對於我來說，祖宗、民族和祖國都是實實在在的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當我的父母辛苦了一輩子卻老來連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時，我如果繼續大言不慚地因為兩位數的DGP增長率而稱頌黨的英明，那才是對不起自己的祖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