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日報把這兩起事件做了比較，認為這兩場災難的共性存在於政治體制之中：

「顯然，獲得證實的北京第一例『非典』恰好發生在今年3月5日。那天，為期兩周的全國人大會議開幕。這個共產黨一年一度歡呼的大會極為重要，不能告吹。於是就把這個受到感染的病人轉移到另一家醫院，他在那裡把『非典』傳染給十名醫務人員後死了。同時衞生部下令，在人大開會期間不得透露病情。

這個災難性的錯誤決定是一個與政治體制相關的典型決定，它使人想起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反應堆出事故後蘇聯領導人的第一反應。當時，蘇聯當局一連幾日謊話連篇。中國的另一個例子是河南省的愛滋病醜聞。腐敗的幹部非法組織血液和血漿買賣，一年多來，北京中央政府對那裡的狀況嚴加保密，前往當地採訪的中外記者遭到逮捕。由於掩蓋真相，現在河南一些農村地區，全村的人都呈愛滋病陽性反應。女醫生高瑤傑大夫估計，河南有一百萬人受到愛滋病病毒感染。個人的生命在國家烏托邦中顯然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