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顧彬稱自己獲得「中國國際詩歌獎」是整個德國文化界努力的結果。您作為德國漢學家，如何評價德國漢學界介紹中國文化的成就？

郎密榭：我首先要說，我認為顧彬得到這個獎是實至名歸。原因很簡單：他致力於在德國介紹中國當代和傳統文學的事業。我們德國在漢學研究的小領域如歷史研究中，不是歷史學家而是語言介紹者在研究。顧彬成就顯著，他做出了專門的、個人的成就。另外，我願意代表德國漢學家接受他的表揚（笑），當然我們做了一些事情，雖然也算不上太多。在許多領域我們的成就和中國的重要性相比，還不是那麼顯著。希望在中國能夠有更重要的地位。

德國之聲：但顧彬同時也認為，德國方面的文化成就少有人關注。德國翻譯介紹中國的作品多於介紹到中國的德國作品。您如何看待這個不平衡？

郎密榭：這是相差很大的不平衡。當然，德國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的作品已經被介紹到了中國。中國的翻譯活動也特別傾注精力在德國的兒童讀物上。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出，這和接受程度有關。而說到當代文學，還真是不平衡。但這個現象可能與德國當代文學的品質有關，這個我們不應該忘記。可能許多當代德國文學不如當代美國文學或者其他歐洲國家的當代文學合中國讀者的口味。撇開文學不談，其他領域的作品，如德國哲學家的著作包括在世德國哲學家如哈貝馬斯的著作在中國出版得很多。顧彬說的不平衡大概只限於純文學。我有時想，這可能與此有關：看看美國市場，那裡的情況也差不多，德國當代文學在那裡也不怎麼受人追捧。

德國之聲：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郎密榭：我不是文學專家，但是很多人說，一部分原因是德國當代文學的狹隘性。有些寫得晦澀難懂，不容易被接受。他們為自己寫作，作品也難翻譯。但是我對這個評價尚不置評。德國總體是走上了一條狹隘的道路或者說有變狹隘的危險。

德國之聲：顧彬因為譯著得獎，他翻譯的大多數是當代詩人的作品。這些人中有些人的作品甚至不能在大陸出版，而現在德國譯者卻被中國授獎。您如何看這件事？這是一個矛盾嗎？

郎密榭：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他（顧彬）當然翻譯了北島、顧城、楊煉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他也主編了德語版的《魯迅全集》。他的研究領域不僅僅侷限於中國的當代和現代文學。這就是他為什麼翻譯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的原因。矛盾是有的，原因在於，中國現在接受這樣的作品還有問題。顧彬可以說是扮演了先驅的角色，使得也許有一天中國也能夠出版這樣的作品。這個情況和現代藝術相似，如先鋒藝術以前在中國沒有人喜歡，但現在情況有了很大改變。不久前中國先鋒藝術作品在國際上拿了夢寐以求的大獎，中國政府不再不聞不問，轉而支持藝術家舉辦展覽。這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文學上。那顧彬就是先驅了。

德國之聲：前段時間顧彬批評了中國當代文學，現在中國給他頒獎。您怎麼看這件事？

郎密榭：這個問題也難回答。他得到這個獎是因為，我說過，他先驅性的工作。他不僅是德國，甚至是歐洲、整個西方國家第一個關注這些詩人的人。如果我理解得不錯，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小說，而不是針對詩歌。在這方面，不僅是德國，中國也需要改進，得到世界的認可，讓別國的人也願意接受中國的作品，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和狹隘。

德國之聲：顧彬批評中國當代文學49年以後比不上以前的水準。您同意他的觀點嗎？你如何看待中國當代文學？

郎密榭：其實49年後和民國時代、後帝國時代是沒有可比性的。（原因在於）世界性的視野和世界主義思想在49年以後、特別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消逝了，而這種思想是很難再重新激活的。因此我同意這種評價。可以說是要破除一個基礎，投身世界的基礎，現在很難達到這個目標。現在中國處處想要再登頂峰，瞭解世界，這是另外一件事。

德國之聲：最後一個問題，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很多人對文學和文化交流感興趣。他們有文化、懂外語。作為一位漢學家，您是否能夠給中國的年輕人給一些建議，如何加強在文學方面的修養？或者是加強哪一方面的修養？

郎密榭：可能當代文學在中國是個大問題。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不像前人，伴隨他們的是西方現實主義文學。有些比較好的作品問世，產生了一些影響。但是世界在前進，我大概給不了建議。但是既然是最後一個問題，我就說幾句吧。年輕人要放寬視野，更多地觀察，更有勇氣，但不是盲目的勇氣。去年在復旦大學建了一座紀念碑，紀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詩人。現在中國想到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只有幾支筆和幾張紙，其他再沒有什麼了，他們的情況當然不一樣。現在的年輕人站在世界中央，需要迎接其他的挑戰。

郎密榭（Michael Lackner）：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非歐洲語言和文化系漢學教授。研究重點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史和關係現狀、中國新思想史和中國現代科學語言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