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國家權力作出了讓步。上周晚些時候，之前對香港的學生施放催淚瓦斯的警察大規模撤離。現在，學生們也撤了，但一個由數百人組成的核心還在繼續示威活動。他們再次動員起數萬人也是可能的。

不過，今後的大規模抗議也不會改變力量對比：北京將繼續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因為香港不僅是中國的一部分，它離了中國也沒有生存能力。僅僅通過是否向大陸中國人發香港簽證或者向香港的中國人發大陸簽證，北京就可以決定香港的繁榮。因此，抗議的學生即便處於完全可以理解的狂熱中也不應對改變力量對比抱有幻想。

但是，北京對香港擁有的權力同時也是北京在是否允許自由選舉的問題上可能變得大度些的最重要的理由。即便非北京挑選的候選人在香港參選，即便對北京持批評態度的候選人能夠獲勝，韁繩也繼續掌握在北京手中。既然如此，為何不敢有更多民主呢？

支持香港作為民主試驗室的最重要的理由卻是台灣。"一個國家，三種制度"，即大陸、香港和台灣-是北京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北京和台北過去幾年裡不斷相互靠攏。但這一資本現在卻輸掉了。台灣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持懷疑態度。沒有人民的支持，台灣政治家不可能繼續朝著大陸方向邁進。

如果改革家鄧小平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比現今領導人更勇於承擔風險。一個國家多種制度的理念本來就是他自己發明的。鄧也許會宣佈香港成為民主特區，中國可以在那裡學習如何與民主打交道，就像他1980年在與香港比鄰的深圳成立第一個經濟特區一樣。當時，這位共產黨人在文革結束後作出了在黨看來聞所未聞，非常冒險的事。他讓這個國家向資本主義敞開大門。

但是，北京強硬派今天的反對論點是：應該將任何導致局勢失控的可能性扼殺在萌芽中。但這個辦法已經不再起作用了。香港已經發展得太遠了。英國殖民者就該引入更多民主。現在，香港中產階級的這一要求已經沖開了閘門。它還會變得更強烈。

學生抗議也有世俗的原因，和香港單一的結構有關。為了成為一個世界城市，香港需要強大的經濟和消費，也必須有更多亞文化，需要更多藝術家和一個能夠自我壯大的學生區。香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更多柏林。但是，北京對此卻難以理解。亞文化不是北京關心的，也不是香港行政長官、測量工程師和地產企業家梁振英所關心的。

即使現在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北京領導層的固執和香港示威者的幼稚仍不可調和。許多非常年輕的示威者認為他們生活富裕理所當然，但忘記它來自哪裡。香港有中國最自由的大學，因為這個富有的城市有能力繼續英國的教育傳統。

香港之所以富裕，是因為它是通往中國的門戶。這一點在多大程度上被遺忘，從許多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傲慢態度就可見一斑。這種傲慢遠遠超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德人對東德人的傲慢。儘管相對那些行為粗魯，有時狂妄自大，拿著不知道哪裡賺來的錢去香港的大陸人來說，香港人的傲慢可能還能獲得更多諒解，但香港人最好像對待客人，或者至少像對待顧客一樣對待大陸人，因為他們給香港帶來繁榮。

香港人無需因此定格在對北京的感恩戴德上。相反，在過去的幾年裡已經發生過非常有意義，也非常值得的辯論。北京試圖在香港推出強制性的"愛國主義教育"，但卻因香港人明智而有節制的抗議未能成功。

隨著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香港大學生現在提出了體制問題。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有一點不應忘記：走上街頭的數十萬人是這個六百萬人口城市中的少數。也許他們是獲得很大民意支持的少數，但至少抗議運動的領袖現在應該靜下心來，思考幾個重要的問題：在香港是否大多數人支持允許自由選舉候選人的選舉？或許是這樣。17歲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在香港是否能獲得多數支持？很可能不會。香港選民中是否多數人想長期與北京抗衡？很可能不會。

情緒高昂的示威者佔領香港商務中心中環，在街頭露宿，他們興奮地自拍，對在一個孤軍奮戰的社會能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大家庭感興奮不已，對生活中能夠經歷這樣一個名副其實的重大事件感到滿意。然而大學生們必須認識到，他們的游戲是多麼的危險。今天，他們表現出了責任感。但願他們今後仍將保持冷靜，不要拿香港這個中國最自由的一部分去冒險。也希望北京將認識到，有香港作為民主的實驗室可以使中國贏多失少。

弗朗克‧澤林(Frank Sieren)是德國之聲的專欄作者，在北京生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