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兩個月前，55歲香港商人Chris（化名）完全沒想過移民。兩個月後，他已經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

Chris在香港土生土長，與太太育有兩名子女，是典型的中產家庭。2019年反送中運動，他反對暴力示威、支持警方鎮壓抗爭者，立場屬於建制派的「淺藍」，「不要什麼都說要自由，不要妨礙經濟令我沒飯開（沒生意）」。

他對德國之聲形容，自己「心繫中國但不是共產黨」，不過也不希望政權倒台，恐怕中國因此陷入戰爭和內亂。他表示看好中國經濟，尤其是港人在大灣區可以大展拳腳，有計劃北上發展銷售團隊。

然而這一切在去年底改變。12月他陪同念中學的兒子赴溫哥華升學，本來計劃安頓好兒子就回港，未料香港政府因應Omircon疫情，1月初對英國、美國、加拿大等9國實行航班熔斷機制「禁飛令」，他被迫滯留當地，歸家無期。

期間適逢溫哥華大風雪季節，起初非常不適應、歸心似箭，後來為了打發時間去爬雪山、做義工、上興趣班，認識更多本地人和文化，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並欣賞當地「政策以人為本，活得有尊嚴，尊重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時間，他隔海看到港府處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對當局徹底失望。「政府和高官以政治正確、不掉烏紗為優先，只著眼於壓低確診數字，交功課給上面，過程中不是以人的角度出發。林鄭形容抗疫是『在打仗』，其實意思是打仗總有人會犧牲，上頭下了軍令就一定要做到。」

「很多老人家被迫在寒風中、下著雨在醫院外面露天排隊，這一來毫無人性，二來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我會擔心我93歲的外父和太太日後如果有事，他們的醫療和生活需求不被政策層面去照顧。」

他認為即使特首換成李家超，結果也一樣，不看好香港未來數年局勢。「特首換了，下面的行政團隊還是一樣，起碼要3至5年才能換血。他接下這個爛攤子，未來幾年又會消耗時間在政治任務，這會直接影響我的民生。我作為納稅人、是香港政府的客戶，但產品很差又投訴無門，它改善不到產品，那我就轉用另一家公司吧。」

Chris索性「就地移民」。受惠於加拿大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推出的「救生艇計劃」，他在溫哥華報讀了碩士課程，今年7月入學，期間兒子可以在當地免費讀書，最快14個月內畢業後可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到時連未滿22歲、身在香港的女兒也可以一同申請。他坦言自己很現實，付2.6萬加元（約1.9萬歐元）學費就可以一家移民，「計算成本後覺得很劃算」。

過去兩個月10萬人移出

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機場淨移出的香港居民高達32萬人，這相當於兩個灣仔區的人口，連特首林鄭月娥也在3月底承認，香港人才流失「是不爭的事實」。

淨移出人數在2022年加速飆升，單是今年2月和3月已有近10萬人離開，較去年同期的1.1萬人增加近10倍。香港學者梁啟智分析，如此大幅增長與香港爆發疫情有很大關係，過往香港較世界其他地區安全，不少人願意留港，但當香港不再安全，留港的理由就不復存在，而其他促使他們離港的理由也相對變得重要。

防疫政策令香港淪孤島

對44歲建制派商人陳先生來說，疫情也是移民的導火線。他一直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過去二十年在上海、山東等多地有投資及生產項目，但去年底開始籌備移民，明年初將與太太和兩名7歲和3歲的孩子，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定居。他對德國之聲說：「我掙紮了很久，工作上要放棄很多，但這一刻家人最重要。」

陳先生原打算待大女兒小學畢業、打好中國文化基礎，才送她們去海外留學，但過去兩年多疫情下，大女兒有七成時間都沒有回校上課，「距離我當初希望她學好中文的目標有很大落差」。在防疫限聚令下，假日不能帶女兒如常上教會、做義工，或每年一次出國旅遊增廣見聞，影響孩子的全人發展，遂決定提早動身移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似乎印證了他移民是正確的選擇，他表示對港府管治水準非常失望，「有一年時間準備仍然這麼不堪一擊」，疫情也暴露了香港的尷尬定位，在國家政策和世界主流之間搖擺不定。「你要不就堅持清零、與內地通關，要不就全面開放、與外國通關，任擇其一都可行，我都會支持——如果和內地通關我就和內地做生意，如果和外國通關我就和西方做生意。但香港兩邊都不接軌，變成四不像，淪為一個孤島。」

相比之下，他認為外國「起碼政策很清晰」，與病毒共存，讓經濟和生活回歸正常，小朋友也可以上課。

17%非民主派擬移民

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像陳先生和Chris這類中產建制派家庭，加入這一波香港移民潮。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調結果，受訪者中有計劃移民的有24%，較半年前的調查上升4個百分點；調查細分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的回應，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有17%稱有計劃移民，較半年前上升5個百分點。

問及受訪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個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別有16%。​​另外被問到對未來政治環境的意見，只有27%受訪者表示有信心，58%受訪者表示無信心。

在香港經營移民顧問公司的胡康邦對德國之聲表示，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生意額每年增加近四成，現時每月平均接獲500宗移民查詢、40至50人簽單，近日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佈參選後，查詢個案也立即增多。他直言：「我們就是香港的寒暑表。」

胡康邦透露，客戶當中約十分之一估計是建制派，或有中國內地背景的人，即早年移居香港的內地人，當中不乏上市公司主席。「從殖民時代、英國的制度，到現在中國的制度，無論你喜歡哪一種，今日的香港的確是改變了，這些人也看到這個改變，認為始終是外國比較安全，無論是財產還是人身方面的安全。」

他說沒有子女的夫婦傾向「用錢買居留」，投資葡萄牙、希臘或土耳其等地的項目，每年在當地住幾天就可以永久居留，最低入場費僅28萬歐元。有子女的家庭則因為教育制度而選擇英語國家，其中愛爾蘭成為踏腳石，「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出生的人，沒有BNO，他們想幫子女拿到愛爾蘭護照，日後可以去英國讀大學」。

憂港變單一

事實上，溫和建制派也不願忍受國安法時代下的動盪。陳先生多次強調安全和穩定，指出香港回歸25年「應該改的都改了，但越改越差」，管治水準也不濟，「之後會不會國內派些高手來管治呢？到時又會有另一波震盪」。他表示長遠來說仍看好香港，期待和內地有更好的融合，但在香港穩定下來之前會避險。

移民到溫哥華的Chris則重申反對暴力、「最討厭看到人吵架」，但現時政策只是把政治矛盾強行壓住，並沒有解決問題，比如「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立法會清一色建制派。「我一向討厭民主派，但也投過票給民主派候選人，因為我覺得議會不可以只有建制派的聲音。民主派很不濟，但就算他們十句有九句都是廢話，只要有一句有建設性，對社會都是有價值的。沒有反對聲音，權力是會腐化人的。」

教育也變得單一，他擔心隨著中國與西方日益對立，香港在「國安任務」下只會「教一邊」，兩名子女「仍處於發展的窗口期」，不希望他們思維受限。「我不反對國民教育，但反對只有『偉大了我的國』的教育，如果刻意貶低人家，不停說美國佬、英國佬怎麼不好，下一代的眼界只會越來越窄，少了一份謙虛去欣賞和學習別人的長處。現在的教育制度很窒息，因為年輕人反政府，就用教育令他支持政府和國家，這是功能性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學生的成長好。」

資訊環境也變得封閉，Chris說向來討厭《蘋果日報》，認為該報如涉煽動而被關閉是「合理做法」，但此舉所造成的寒蟬效應，導致立場新聞等網媒相繼停運，他並不樂見。「傳媒應該建設性批評、文明地罵，但國安法下人人都怕中招，什麼都自我審查。以前香港百家爭鳴，罵共產黨的、親共的、親台的、文人辦報的，什麼報紙都有，連跑狗、跑馬都有報紙！沒有人管你，就是香港最好的時候。」

被深藍批「叛國」

不過上述想法，Chris對記者表示很少跟身邊朋友分享，其移民過程也非常低調，因為身邊不少深藍人士「思維太單一」，認定移民就是不忠誠、背叛，或者是一個愚蠢的決定。

他說曾向一位藍營朋友透露移民意向，對方用了很多時間「曉以大義」。「她不斷跟我講未來是大灣區機遇，有爆炸性的機會，一定要留下來發展雲雲。我之後都不會跟深藍多講，費事解釋那麼多。」

育有兩名幼女的陳先生也表示，深藍人士標籤移民的人是「叛國」，但他自言沒有包袱。「因為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理性的人，我是為了小朋友的將來而走。我愛國是另一回事，我在加拿大也愛中國。」

不像「黃絲」走難心態

九七移民潮的港人不少是抱著「買保險」的心態，打算取得外國國籍後回流，屬於「移民不移居」，但不少學者分析指《國安法》引發的這一波移民潮，大部分人是「有去無返」。

不過對於兩位「淺藍」建制派而言，他們並不打算永久離開故土。陳先生強調自己的根永遠在香港，有朝一日會回來。「如果穩定了香港，疫情也過去了，我會想回來，老了也想返香港退休。我也相信小朋友在外國學習完，長大後可以回國內工作、發展，吸收了別人的好東西，再貢獻自己愛的地方。」

Chris也形容「我不是典型移民」，不像很多「黃絲」抱著「走難心態」，把香港的東西連根拔起，到外國「寄人籬下，settle for the less（退而求其次）」。他無意出售香港房產，會在香港保留基地，甚至不忘到大灣區發展的夢想，「如果香港真正融合9+2大灣區，同時保持與國際的交流，我希望可以把西方的先進思想引入內地為他們做coaching」。

他期望《國安法》會像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實施的「遊蕩罪」一樣，「當社會不再擔心有暴動，就不會再執行這條法律，而不是被『拿著雞毛當令箭』作為尚方寶劍」。在這場風波過去後他會考慮回去，但在此之前，他已用腳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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