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12年2月中旬的一天，72歲的高克的人生再次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轉折。當時他正坐在從機場回家的計程車裡，手機響了，電話的另一端是德國總理梅克爾。她說，她想提名高克為聯邦總統。高克對此表示感謝，並補充說，他知道梅克爾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他知道，就總統人選梅克爾曾說過："有一點很清楚，不會是高克。"

然而高克最終還是成為了總統。在第二次競選這個職位時，聯邦大會（Bundesversammlung）以壓倒多數選舉他為總統。就在一年半前，梅克爾還成功地阻止了高克當選。雖然高克和梅克爾一樣來自東德，但他被認為難以揣度、我行我素。

這在他任期內時有體現。比如高克主張為納粹在希臘犯下的罪行進行賠償，而德國政府則對這一話題避之不及。他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稱為"種族屠殺"，也是在德國政府就此表明立場之前。聯邦總統"干涉"日常政治應該有何種限度？當高克呼籲德國應該更主動地參與國際軍事行動、或批評圖林根州選舉一位左翼黨政治家為州長時，是冒著觸碰底線的危險的。

德國有個高克局

1940年出生於梅克倫堡的高克不僅口才出眾，而且充滿自信。他作為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教牧師的人生履歷，使得全德國、尤其是西德民眾對高克抱有極大的信賴，這是那些在傳統黨派中走仕途的政治家無法企及的。人們說，在他的兩位前任科勒（Horst Köhler）和武爾夫（Christian Wulff）提前辭職之後，高克讓聯邦總統這個職務重獲尊嚴。

很快，他在民調查中的支持率就迅速上升，直追梅克爾。令人驚訝的是，高克在德國西部民眾中比在德東更受歡迎。高克擔任"前民主德國國安部檔案管理局"（在民間也被稱為高克局）負責人達10年之久。對他在此任上的作為，西部人和東部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他的批評者--也包括他在當年民權運動中的一些同路人--認為高克更多地扮演了法官和控訴人的角色，而非中立的管理者；在由東德統一社會黨脫胎而來的新黨派裡，高克被稱為"宗教審判官"。高克本人認為這種指責不乏"惡意"。

父輩的命運決定人生

高克對東德制度的抵觸源於青少年時代的一段痛苦經歷。高克11歲時，他的父親因為同西方有聯繫被關入西伯利亞一個勞改營，4年之後才被釋放。高克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父親的不幸命運成為了他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經歷，以至於他後來徹底拒絕與現行制度有"任何形式的結盟"。因此高克在東德沒有像自己最初希望的那樣成功為一名記者，而是學了神學，成為了一名牧師。他組織青少年活動、也組織過全國範圍的新教教會節日，後者被東德國安部門視為眼中釘。在國安部的個人檔案中寫道，高克是個"打著教會和平工作的幌子"活動的"死不改悔的反共分子"。

1989年秋天，高克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民權運動"新論壇"（Neues Forum），在東德人民議會的首次自由選舉中他當選議員，並被選為國安部檔案管理部門的負責。據他自己說，這更多是出於偶然。由此高克成為了兩德統一進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高克"（gaucken）成為一個新詞，意思是對應聘公職的人進行東德政治背景的審核。高克代表了大多數民權運動人士的訴求，爭取立法向公眾開放國安部秘密檔案，並警告人們不應急於給過去的這段歷史劃上句號。2000年，在擔任國安部檔案管理局負責人任期滿兩屆後，高克說自己"深感欣慰"，因為"我們訂立了一項特殊法律，為消除過去獨裁政權的合法性作出了貢獻"。

在路上的民主教員

接下來的12年，用高克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直是一個"在路上的民主教員"。直到總理梅克爾的一通電話打斷了他的行程。高克最鐘情的話題--自由，在他成為聯邦總統後依然與他形影相隨。高克對自由的熱情源於他對柏林牆和獨裁的親身經歷。"我很熟悉有些人帶有同情的目光，他們覺得我對西方自由的不懈嚮往很幼稚……覺得我好像是剛從一個尚未開化的國度來到這裡。"高克在回憶錄裡寫道。

他的第二個中心話題是與鄰國的和解。高克出任總統後首次出訪的國家是波蘭；在二戰中遭德軍屠殺的法國村莊奧拉多（Oradour）的遺址，高克和法國總統奧朗德牽手默哀；他還分別與希臘和烏克蘭總統來到納粹犯下屠殺罪行的地方共同憑吊死難者。

高克不怕在公開場合表露自己的感情，以及自己與對方接近的願望。沒有哪位德國總統像他這樣經常地感動落淚。他在任期裡迎來了二戰結束70周年的紀念活動。在一次活動中，他來到柏林郊外的一座高地上，二戰末的最後幾場血腥戰役之一就是在這裡發生的。照片上，高克與幾位蘇聯紅軍老兵手拉著手，他們來自曾經囚禁高克父親的國家。

一個時代的代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高克沒有明確表示他在第二屆任期結束後，是否有意連任。2016年6月，他終於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力不從心，不再尋求連任。作出這個決定對他並不容易。德國的難民政策和右翼民粹主義選項黨的崛起讓他感到不安：或許他還是應該作為穩定力量留下來？

在任期的尾聲，高克又來到他政治生涯開始的地方。他在國安部檔案管理局作告別訪問的時候說，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那幾周的"解放"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經歷。"自由是美好的，而獲得自由更加讓人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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