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1983年以話劇「車站」推動了中國現代派劇作的發展。他自覺地以現代派手法去創作其作品如「野人」、「車站」和「彼岸」是當時中國話劇界新潮派創作的代表。他的藝術新思潮同時也為他帶來了麻煩。1983上演的話劇「車站」沒有上演多久就因「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而被禁演，「彼岸」也於1986年被禁演。

1987年，高行健離開中國到達法國，並在法國定居至今。離開中國以後, 他的名字也在中國的文壇消失了。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中國人, 在他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鮮少有人知道他和他的作品，因為在中國國內是無法在書店或是圖書館能獲得他的作品的。

高行健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在法國雖生活艱難，但仍堅持不懈地搞戲劇和小說創作，並從事繪畫活動。當然，他在法國創作的作品都是在海外上演、出版和展覽的，如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背井離鄉13年後, 高行健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的法籍中國人，在中國大陸一夜之間廣為人知,他的一些作品也逐漸得到瞭解和傳播。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沒有得到中國文學屆的一片認同，中國文壇中至今有人對他的獲獎耿耿於懷。時間一晃已是四年，如今的高行健如何，獲獎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在高行健六十五歲生日之際，德國之聲記者找到了剛剛在巴黎與高行健見過面的著名作家徐星，這位中國先鋒派文學代表人物之一通過電話向記者講述了他看到的高行健的近況。

徐星和高行健是多年的至交，早在80年代他們就相識。高行健定居法國後, 徐星每次因在法國出版作品的事情到巴黎，都要去拜訪他,並且吃住都在他家。今年12月20日徐星結束德國講學之行順便到法國看望寶貝兒子，在巴黎自然又拜訪了高行健。

在12月25日聖誕節這一天，徐星和高行健在巴黎一家日式餐館共進午餐, 暢談了數小時猶覺未能盡興。這是徐星在高行健得到諾貝爾獎之後第一次和他見面。

當記者問徐星為何如此長時間沒有和高行健見面時，他開玩笑似地說，他不想湊那熱鬧。事實上他們雖這麼多年沒有見面，但是網上的聯絡卻很頻繁。再者，得獎後的高行健成了名人，忙著辦畫展，搞戲劇，特別是剛得獎的開頭兩年。去年在法國馬塞，高行健又忙著辦「高行健年」。

徐星說，得獎後的高行健仍然住在巴黎，當然已搬入一處高檔住宅。精神狀態比以前好，可謂他得獎後的一變化。作為朋友的徐星為高行健的這些變化感到高興。而讓徐星感到更欣慰的是，高行健對藝術的執著始終如一。

記者問徐星：很多文壇同行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獎不服氣，那您是怎麼看？徐星說，「固然高行健不是唯一能得這諾貝爾獎的人。 但是他對文學創作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文學創作對他來說是一愛好。他是為做文學而做文學，從不關心他人對他的想法，也無名利之心。這樣的文學創作者在當今已很少了，這樣的人是令人無法不尊重的。因此也可理解，得獎後的高行健和中國文壇以及國內作家的關係沒有什麼變化。」

當問及高行健在2005年有何文學創作動向，徐星用誠懇的聲音一筆帶過：「我們從沒談過這方面的事。」

在短短的採訪過程中，徐星十分坦率，同時言語之中也充滿了對朋友的愛護和關心之情。記者委託徐星轉達了德國之聲中文網對高行健的生日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