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以下是發生在此前兩個月的一些事情，摘自《中華民國史事日誌》（http://ef.cdpa.nsysu.edu.tw/ccw/02/1945.htm）：

「1945年

6月14日

丙、粵贛邊敵陷龍南、定南。

6月16日

甲、贛南我軍克定南。

6月28日

丁、贛南我軍克復龍南、虔南。

7月2日

戊、贛南我軍克信豐。

7月10日

乙、江西我軍克南康。

7月12日

丙、江西我軍攻入贛縣。

7月19日

丙、江西敵自遂川北陷萬安。

7月21日

乙、江西日軍陷吉水。

7月23日

甲、江西日軍陷泰和（省政府所在地）。

7月25日

丙、江西我軍克萬安。

7月27日

戊、江西我軍收復泰和，敵陷萬載。

7月29日

丙、江西日軍攻入吉安，即被逐出。

7月30日

己、江西日軍陷上高。

7月31日

戊、江西我軍克宜豐（7月29日收復萬載）。

8月1日

丙、江西日軍陷奉新（續陷高安）。

8月2日

戊、江西我軍克上高。日軍陷峽江。

8月3日

丁、江西日軍陷新淦。

8月6日

丙、江西日軍退出峽江，北陷樟樹鎮。

8月7日

丁、江西日軍退出新余，進陷清江。

8月10日

卯、江西我軍克新淦（8月9日）清江。

8月11日

乙、東京廣播，一切軍事行動均已取消。」

所說8月11日「東京廣播，一切軍事行動均已取消」可能是誤記，8月11日從新聞渠道透露出來的應是日本的乞降照會，戰場上的日軍在沒有接到其大本營停戰命令時不可能取消一切軍事行動。例如侵入廣西的日軍第11軍7月底已全部收縮在全縣地區，預定盡快退出廣西。8月11日日軍退到全縣以北設下埋伏，8月12日始與中國軍隊一場激戰，又於8月14日重佔全縣（郭汝瑰等《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6頁）。最早的正式停戰命令在8月16日16時，日軍大本營奉盟軍最高統帥部訓令向日本陸海軍下達停止作戰行動解除武裝令。

如果沒有一點軍事常識，恐難以看出《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所記錄的是什麼事件，或許以為是一場戰役中的拉鋸戰、攻防戰。但如果拿江西省地圖來對照，線索就清晰了：事情於6月14日從江西省最南端的龍南、定南開始，大致沿今天的京九鐵路，北上向信豐、南康、贛縣發展，再沿干線公路到遂川、萬安，進入贛江沿岸的泰和、吉水、吉安，順贛江到峽江、新淦，8月6日到了樟樹鎮，姑且稱為南線路。另一起7月27日從萬載開始，經上高、奉新、高安、新余，8月7日到達清江，這算是北線路。於是我們恍然大悟，這是兩支日軍部隊在行軍轉進，一路與中國軍隊交戰！當日軍到達A地，《日誌》上是「日軍陷A地」，當日軍離開A地行軍或攻擊到達B地，《日誌》上就是「我軍克A地，日軍陷B地」，如此而已。今天的京九鐵路定南與樟樹鎮兩站間是456公里，當年從定南到樟樹鎮的「南線路」裡程想必也差不了多少。「南線路」沿線要麼是干線公路、要麼是可以通航的贛江，也就是說，日軍選擇的行軍路線是通衢大道，理由大概是可以加快行進速度，也便於取得給養。

關於遂川，還要補充《日誌》中兩條早期記錄：

「1945年1月29日

甲、贛西日軍陷遂川（該地有機場）。

3月11日

丙、江西我軍克遂川。」

則「7月19日江西敵自遂川北陷萬安」說明遂川在3月至7月間曾再次陷於日軍。

現在要說一點背景。1945年4月美軍發起沖繩島戰役，5月德國投降後蘇軍大部隊開始向遠東方向調動，日軍大本營決定收縮在華南的作戰。根據大本營5月28日「大陸命」1335號、6月4日日軍參謀本部大連會議精神，6月10日日軍中國派遣軍的南京會議決定，華南只留下確保廣州、香港的兵力，其餘部隊向華北、華中重要地區（指北京、上海、武漢周圍）集結；在華南作戰的6個師團先後轉歸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直轄並開往華東地區：在廣西柳州的第3師團、在廣西宜山的第13師團、在湖南寶慶（今邵陽）地區的第34師團經湖南、江西九江開往南京附近，在廣州附近的第27、第40、第131師團經贛州、南昌、九江開往南京或濟南（郭汝瑰等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2頁）。

在資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日本防衛廳編，天津市政協譯，中華書局1982年）查對上述日軍部隊的調遣，《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上記載的「北線路」是日軍第34師團，該部「6月11日從寶慶地區出發，經易俗河、瀏陽、萬載、上高，8月上旬進入安義」，「7月10日接到『到易家灣集結，然後轉向南昌』的命令…7月20日進入瀏陽河南岸…避開萬載、上高附近之強大的重慶軍，過宜豐，經奉新、靖安8月上旬進入友軍的警備地區」（2卷2冊第88頁）。

《日誌》上記載的「南線路」是日軍第40師團：「直到4月，第40師團是在華南廣州第23軍執行任務。6-7月掃蕩了三南地區，7月從贛州出發，經由南昌開往南京地區。…8月14日行近南昌…到達一個大河的渡河點三江口」（2卷2冊第89頁，三江口在南昌以南約60公里）。 所謂「三南地區」應當指贛南的龍南、定南，還有一「南」則是全南或虔南（贛州古稱虔州）。

日軍第34師團與第40師團按預定計劃到達了南昌、九江地區，下一步將沿日軍既設的兵站線開往滬寧地區，但此時日本宣佈投降。此後第34師團奉命轉至浦鎮集結、第40師團奉命轉至蕪湖集結，雖然還攜帶著槍炮，但已屬於非戰爭行動了。兩師團均於當年11月下旬在指定的集結地繳械投降，然後遣返回國。據查，第34師團與第40師團是日本陸軍的乙種師團，正常情況下一個師團編制員額1.4萬餘人。

當我們看到處於垂敗之際的兩支日軍部隊居然在江西省如此橫行，會感到怎樣的一種震撼！

首先要問中國軍隊在哪裡？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等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第272頁的「湘粵贛邊區作戰圖1945年1月中旬-2月中旬」可查到，定南是中國第7戰區司令部駐地，吉安是第3戰區司令部駐地，南康以西不到100公里的湖南汝城是第9戰區司令部駐地。當時全國（關內）的大戰略單位共11個戰區、4個方面軍，在湘粵贛邊區就有3個戰區司令部，一定是兵多將廣。

政府與民眾呢？這裡有江西省政府（駐泰和縣），因此還有諸多廳局府縣；南北方向從定南到樟樹、東西方向從贛湘邊到九江，也得有數百萬民眾。

都有，但是沒能擋住日軍兩個師團的戰略轉進，更不能消滅它。

那麼仗是怎麼打的？沒有心思去查閱歷史資料，因為無權去責怪先輩軍人、先輩政府官員、先輩的父老鄉親。這裡有省城有眾多的縣城，有自己的家園，血與火的過去一遍又過來一遍，沒有誰會把這當兒戲，他們一定盡了很大的努力，許多人為此而永遠倒下。

退一步說也不忍心責怪，當年的作戰條件、工作條件、生活條件不是許多今人所能想像和承受的——不必說草民與大兵，即使貴為軍長師長、省長專員呢。

在萬般悲憤之際，先輩一定高喊了「用血肉築起新的長城…」

後世的讀者該喊什麼？

日軍有些強悍。不說飛機大炮軍艦吧，60年前曾經有百萬日軍繳械投降其武器裝備全部交給中國回日本去了，而今天日本的飛機大炮軍艦依然不差——雖然日貨充斥市場，但飛機大炮軍艦肯定買不到，所以不用「抵制」。人類的進步不止是物質運用的進步，更不可忽視的是組織與制度的進步。當年的日本便有完善的、認真的軍事制度。以日本陸軍為例，「七七」事變時只有17個常設師團，到戰敗投降時已發展到170多個地面師團、120多個獨立旅團，支撐這個龐大隊伍的有軍官教育體制（研究軍事歷史者若要查找某日軍將官的資料，最方便的檢索工具就是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期數）、動員體制、指揮體制、訓練與傷亡補充體制，還要有官兵晉升制度、官兵輪值回國制度、陣亡撫恤制度等，每個師團的編組（編制員額、武器裝備數量、兵員來源）都要有精確的標準。推測一下，部隊如何投降也有制度吧：上繳的武器、裝備、馬匹必須符合幾級保養狀態；繳了械的日軍在指定地點集結，列為戰犯的進監獄為國家承擔恥辱，更多的人靜候安排遣返回國。中國人非常熟悉又痛恨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說過一件小事：在野外行軍打仗，每晚宿營時作為長官的要盡早洗澡，以免屬下因等待長官先洗而受耽誤（參見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天津市政協譯，中華書局1981年），可見軍人的野戰衞生制度也是很健全的。

1945年10月15日，東京盟軍最高統帥部下令廢止日軍大本營及參謀本部、軍令部，末任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陸軍大將、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海軍大將解除軍人身份。11月30日日本內閣陸軍省與海軍省撤銷，代之以第一、第二復員省，陸軍大臣下村定大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退出內閣，文官首相幣原喜重郎兼任第一、第二復員省大臣，舊日本陸海軍徹底消亡。

那些支撐舊日本陸海軍的軍事制度當然也廢止了，但是它與日本陸海軍的消亡不一樣，它的廢止不會徹底，它是寫在紙上的，被人研究來研究去反而會更加完善。

對於1945年夏天江西的這段沉重史事的評說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覺得有必要認真反省，那麼關於制度重要性之說也許不是片面的。怕的卻是眾說紛紜一番之後又歸於平靜。

（黃力民）

作者簡介：

作者黃力民是中國計量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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