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努力終於成功：中國放寬政治尺度了嗎？

5月31日，法蘭克福書展總經理於爾根.博斯與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在北京簽署了協議，中國正式成為法蘭克福這個世界最大書展的2009年主賓國。

法蘭克福匯報駐北京記者寫道：聽上去是順理成章的事。去年是印度，為什麼兩年後就不能是中國呢？「然而人們發現，博斯在他的發言裡提到，這一主賓國位置由雙方已經努力了10年。他的兩位前任的第一次出國行，目的地都是北京。他沒有說，為什麼至今為止一直沒有成功，為什麼直到日前還在談判。必然有某個問題，而且是不小的問題存在過。」

法蘭克福書展的前兩任總經理第一次出國都是去北京。可見，法蘭克福書展對中國歷來是很重視的。雙方為中國成為主賓國居然努力了10年。這位德國記者的猜測自然不是沒有道理的。那麼，問題是什麼呢？德新社記者的報導說，中國曾申請過當2004年書展的主賓國，「但雙方主要因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以及政治上的顧慮而最終沒有達成一致。」

政治上什麼問題，並不清楚。但法蘭克福匯報稱，就在中國申請當主賓國而未成功的2004年，中國成了巴黎書展的重點國家。在巴黎書展，中國的「文化外交」成功地阻止了對生活在法國的華人作家高行健的邀請。顯然，當時法蘭克福書展沒有同意中國不請高行健的要求。這應該是當時中國沒能成為主賓國的原因之一。

這篇報導繼續說：「在法蘭克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10年談判中最重要的爭執點之一也許是對公眾的定義。書展堅持，出版社根據德國法律有權邀請它們想要邀請的所有作家，無論是有爭議的流亡作家高行健，詩人北島，還是達賴喇嘛。」中國為了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把尺度大大放寬了嗎？果真如此，可以說是一個積極訊號。

政治尺度是中國現在出版業中的一個大問題。其實又何止是海外華人作家受到涉及，中國國內也有一批敏感作家。「如焉」等涉政小說年初的遭遇就說明，這個政治尺度還是存在的。但後來新聞出版總署說並沒有禁，以及現在與法蘭克福書展達成協議，這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視為放寬的訊號。如果有出版社邀請章詒和、胡發雲等敏感作家到法蘭克福來，看來中國也是會批准的？希望如此。文化的繁榮與文化的寬松環境畢竟是息息相關的。

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介於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會之間。中國可能在這三年裡做一個文化寬松試驗，就像現在放鬆對外國在華記者的限制那樣。如果這個試驗對中國的穩定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也許這種寬松會在此後持續下去。中國的全面與世界接軌希望就更大了。

台灣：又一個趣味問題

法蘭克福匯報記者說，2009年的「主賓國是中國，但並非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也包括台灣。至於這個島自己是否願意在中國的標籤下展示自己，也許要取決於明年那裡選舉的結果。」

德新社把「台灣問題上的分歧」稱為2004年中國未能成為法蘭克福主賓國的原因之一。至於具體是怎麼回事，也是不清楚的。但可以這樣想：如果邀請台灣作為中國的組成部分來參展，中國不會不同意吧？這也就不會成為2004年成不了主賓國的原因吧？但是，如果台灣說，我來參展可以，但要以中華民國的名義，中國可能就不幹了。

這裡顯然並非只有一個懸念。至少有兩個：一是如上所述，看明年台灣大選哪個黨勝出，如果是民進黨，可能根本不屑於在主賓國中國的名義下參展；如果是藍營勝出，可能會願意。二是，即使是台灣願意在主賓國名義下佔有一席，但是以什麼名義參展，無論是綠營執政還是藍營執政，都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中華民國？中國肯定不同意？中國台北？中華台北？那就要看台灣對這個主賓國位置是否那麼重視了。

一個奧運會的火炬傳遞走向已經這麼複雜了，從意義上來說遠沒有那麼重大的法蘭克福書展又何容樂觀。但無論如何，對關心兩岸前景的人來說，這總是一件值得留意的事情。

法蘭克福的中國意義

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博會。現在又填了一個空，即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自然，無論從全民關心度還是舉辦時間長度看，在法蘭克福成為主賓國，遠遠不能與奧運和世博會相比。但是，在這個世界最大書展成為主賓國，對力爭把中國文化真正推向世界的中國來說，確實是一個機會。而且，連續3個中國年，從體育到經濟，現在再插入文化，使之連綿不斷，其意義不能小看了。

中國體育連續攀高，雖說在第一大球足球方面還差很遠，田徑、游泳領域遠沒有形成集體力量，但在總體上，2004年奧運已經到達金牌第二的地位，2008年在北京再進一步完全有可能。中國經濟更不用說了，經近30年的高速發展，已經進入了與美國爭奪第一的境界，有些方面已是第一（如外匯儲備，電話接線等），按實際購買力的國內生產總值、出口總值這些很快就會成為世界之冠。水漲船高，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到了幾乎沒有什麼重大事情可以離開中國的地步。即將召開的德國八國峰會那些議題就說明了這一點。

在文化上，30年來，中國的影響力也增強了很多。突出的有以下幾點：一是全世界的中文熱（但目前也不能估計過高了）；二是中國電影的崛起；三是古典音樂領域的名人不斷增多，中國流行音樂也在局部走向世界；四是中國先鋒藝術在西方走紅。但是，在一些領域卻始終是牆裡開花，牆外聞不到香味。中國電視劇這二十來年發展很快，產量非常大，許多電視連續劇的品質很高，但很難搞到國外去，也許在周邊國家如韓、日等還不錯，但在歐美根本沒有市場。中國文學、中國圖書更是一個「老大難」。

德國之聲日前報導：據法蘭克福書展協會2005年的統計數字，德國出版商只從中國購買了31部書的出版許可，而同年中國出版行業卻從德國購買了379部書的出版許可。

在文學方面，中國古典文學有西方語言譯本的不少，但西方普通民眾知道的幾乎沒有。現代中國文學，也有不少譯成西文的，但同樣主要在漢學家的圈子裡流通。當代中國文學，近年來譯成西文的有所增加，但數量還是很少，影響力大的可以說就沒有。

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

據檢索，八十年代來以德語出版的中國小說家作品數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如張潔有4部（都是80年代出的，沉重的翅膀，琉璃城，短篇小說選等），蘇童有3部（妻妾成群，米，罌粟之家），張賢亮有1部（習慣死亡），張抗抗有半部（與張潔合的小說選），王小波有1部（小說選），王朔有2部（頑主，玩的就是心跳），王蒙有兩部（蝴蝶等），余華有2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莫言有4部（紅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枯河等），王安憶有4部（主要是中、短篇小說選），李銳有2部（銀城故事等），閻連科有1部（為人民服務，剛出），衛慧有2部（上海寶貝，我的禪），棉棉有1部（糖），木子美有1部（遺情書）。海外作家：高行健至少有3種（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虹影有4部（流逝等），戴思潔有2部（巴爾札克與小裁縫等），此外還有Anna Wang（中國女孩），張戎（鴻），德國的羅令隱等原作為西語的作品。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完全查不到德語譯本，比如陳忠實，賈平凹，高曉聲，葉辛等。八零後中國作家群還完全沒有進入西方視野。

詩歌方面，波昂漢學家顧彬說幾乎都翻譯了。但發行量和影響力自然是十分有限的。最近聽說一位中國少數民族詩人的詩集在德國出版了，發行量為600冊。

除了張戎的野天鵝、虹影的一些同樣也是以西語寫作的作品尚可列入一個時間段的（較）暢銷書之內，中國作家的作品（無論古今）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障礙

是什麼阻礙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矚目中心的中國的文學走向世界呢？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主要障礙。

其一，地位障礙。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經康梁改良、孫中山，五四運動，直到今天，100多年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潮流有強有弱，但從來沒有真正中斷過。即使在文革結束前的幾十年裡，馬恩列斯等洋人也一直是中國尊崇的對象。100多年來，不計其數的外國書被譯成中文，文學中只要是有名氣的，幾乎都有中文譯本。但是，反過來，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的實際關注度低得太多，完全不成比例。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不管說還是不說，這一、二百年來，西方中心論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實際上的定論。這是個觀念中的地位嚴重不平等問題。這種觀念是可以扭轉的。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隨著日本經濟的發達，日本文學也受到高度重視，一批日本作家成為西方普通讀者熟悉的名字，許多日本文學作品在西方暢銷。現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世人對中國日益重視，這個障礙實際上已在消失的過程之中。

其二，語言障礙。在不久前德國施普林格中國科技出版顧問委員會在浙江大學召開的會議上，國務院新聞辦副局長吳偉說：「翻譯是個大問題。舉例說，國外的書在國內幾乎都能找到中文譯本，而且幾乎和國外圖書同時上市，比如『哈利波特』『達芬奇密碼』等。但是中國的圖書要出去卻要經歷更長的時間。『狼圖騰』2005年由某國際出版公司購買英文版版權，但該書要到2008年才能出版，其中很大的問題是翻譯問題。2004年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受活』，已經賣出了英、法意版的版權，但到現在還沒有人翻譯。」中國有龐大的掌握英、法、德等西方語言的族群，其中精通科技、社科、文學等翻譯的人才都很多。西方國家的精通漢語的人就少多了，有中國文學理解與翻譯能力的更少。隨著中文熱在世界的升溫，將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中文翻譯人群出現。這個問題在幾十年後會好得多，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還會很困難。

其三，思維習慣障礙。德語中有個成語：「一本用七個印章蠟封的中國書」，以形容事物的神秘。幾百年來，西方人一說中國就會想到「神秘」，就像普通西方讀者對卡夫卡作品那種感覺：一定很難懂。很多西方人對中國有好奇心，但也止於好奇心，這從馬可.波羅就開始了。是的，方塊字和「蝌蚪文」帶來的思維上的習慣性差別是非常大的。可是，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覺得西方文學不好理解，甚至經常懷有很大興趣，很大的共鳴去閱讀，而西方人會對中國文學就不能那樣呢？也許這是因為：中國人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努力，能夠大致上理解西方了；而西方人理解中國的努力還剛剛開始。

怎麼克服思維習慣障礙

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中國文學裡談到的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說（當代中國文學）品質不行；二是他說品質不行的原因是中國作家不會外語。實際上，他說的都是一種表面感覺。他所崇拜的李白、蘇東坡、魯迅，在西方難道就家喻戶曉了嗎？總不能說他們也品質不好吧？他說中國當代作家不會外語，其實他想說而沒有想透並說出的可能是：中國作家的作品不符合西方人的思維習慣；西方人很難產生共鳴，很難參透裡面的「質」。

有三個參照物可以照一照這個問題：一是上述日本當代文學。日本當代文學受西方影響很深，「失樂園」、「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僅從這幾部小說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到這種深深的影響。雖然，日本人的民族習慣保持得很頑固，很深，但他們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也是非常深的。於是，日本當代文學實際上成了一種混合物質，同時也成了西方讀者能夠理解、能夠共鳴的東西；二是49年前的中國文學，茅盾、巴金、胡適、張愛玲、曹禺，他們的作品哪一部不是深受西方影響的？有些作品甚至有很深的模仿痕跡。對西方人來說，這些作品雖然寫的是很久以前的陌生的事陌生的世界，但卻能夠代入進去，自然比老舍、賈平凹等「土人」好理解得多，也容易認同他們的「品質」；三是近二十來年中國電影之走向世界。許多中國人對張藝謀、陳凱歌們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刻意去迎合「討好」西方觀眾，用色彩，構圖，奇異，美女去吸引西方人的眼球，為得獎而把電影拍得不中不洋的。

其實，世界需要的是相互走近，融匯貫通。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需要張藝謀和陳凱歌，尤其在這個過渡期裡。從長期看，「土」路要有人走，「洋路」也要有人走，更多的人應該走的是土洋結合的路。時間久了，不僅走「洋路」的中國作家能夠為世界接受，即使一些作家堅持的「土路」也會慢慢為世界所理解的。

顧彬說的是「外語」，實際上感覺到而沒說明白的是「外國思維習慣」。當然了，也不能以「思維習慣差異」為理由而放棄對品質的追求。品質真正高的、真正世界大師級的作品近幾十年來是否已經出現了，不能下定論，但也難以指望過高。許多人對顧彬的觀點是認同的。中國文學評論家雷達前不久還說，中國當代確實沒有大師出現。這方面，自然還需要中國作家（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的）共同努力。中國需要一大批有「野心」更有作為的作家。

第四個障礙（無關排列順序）是，對寫書出書仍然有所控制。文化革命結束前漫長的幾十年裡，出不了世界級的書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那種以宣傳為目的、嚴格控制的出書體制決定了出不了好書。這些年來，在性描寫方面也許跟世界基本取齊了，放寬多了，但在政治取向方面還是經常有控制。顧彬說中國作家膽子小。但是，如果寫了書而出不了，有幾個人願意去花那麼多的精力去寫呢？文化、出版環境的進一步寬松自然也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

從法蘭克福出發

中國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真的那麼重要嗎？當然了，不能無限誇大：單獨地看，這個事件不可能與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相提並論。短短幾天，要讓中國圖書和中國文學大步走向世界，也是天方夜譚。

但是，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在世界最大的書展上宣傳中國圖書、中國文化，使之成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許多步驟中的一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從這點看，體育盛會在前，經濟盛會在後，文化夾在中間，同時發展，至少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操作得好，也能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中國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推廣實際上已經有多年了，這幾年想了很多辦法。最大的一個步驟是在全世界建孔子學院。還有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吳偉提到的「中國圖書推廣計劃」，即用資助翻譯費的形式推動中國圖書以外文出版，中國28家出版集團作為首批成員單位正在做這件事。中國作協也有翻譯100部中文作品的計劃。除了法蘭克福外，世界上自然還有其它許多現成的舞台，還有許多可以自己搭建的舞台，包括與法國、俄羅斯等不少國家共同辦的中國年。中國已經打破了以個別外文出版社以宣傳目的為主的方式，中國文化之走向世界已經逐漸具有多元操作模式。

在這整個過程中，法蘭克福書展終於把中國「封」為主賓國，還是很有意思的。利用這個機會，可以對中國圖書、文學作品在西方和全世界的出版好好地推動一下。書展期間，通常有很多研討會，朗誦會，可以讓一批中國著名作家來參加，宣傳自己，還可以結合影片等舉辦豐富的活動。任何舞台的利用，中國想必都不會錯過，更何況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書展，是世界出版商必到之地。（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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