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發布的一項調研顯示，德國超過五分之一（21.3%）的青少年生活在貧困狀態下，總人數高達280萬。平均每七個孩子中，就有一人的生活依賴社會救濟，佔比大約為13.8%。
而疫情的到來，使青少年貧困問題變得更為嚴重。貧困兒童的家長大多從事短期工或打零工，疫情來襲使他們的收入大幅減少，甚至會失去工作。貝塔斯曼基金會董事德拉基（ Jörg Dräger）表示，限制公共生活的防疫措施使許多公共救濟活動停止運作，這也使貧困兒童的境況進一步惡化。
家中無電腦 如何上網課？
疫情期間，學校關閉，學生們需要居家上網課，但對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在家上網課也同樣困難重重。因為這類家庭往往不具備相應的設備。調研顯示，接受社會救濟的家庭中，24%的兒童沒有可以上網的電腦。此外，他們也很少擁有獨立空間，以便能不受干擾的聽課學習。
調研指出，儘管過去五年來，受救濟兒童的物質條件有所改善，但他們同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同齡人之間的相對差距，仍和以前一樣。本次調研是根據就業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提供的數據而完成的。調研對像是家庭收入低於全德平均水準60%以及接受失業救濟家庭的兒童。
疫情期間學生們需要上網課，但貧困家庭的孩子不一定有可以上網的電腦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F. Gentsch "懸而未決的結構問題"
地區不同，狀況也大不相同：在有些地區，接受社會救濟的兒童佔比高達40%，而另外一些地區，這一比例只有2%。在德國東部地區，接受救濟的兒童比例從2014年的22.1%降到了2019年的16.9%。而在德國西部，這樣比例一直維持在大約13%的水準。
調研顯示，家庭經濟條件與青少年能否正常參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是否擁有足夠的居住面積、能否買得起新衣服或定期去電影院等27項分類比較顯示，貧困兒童和普通家庭兒童間有著極大的差別。68%領取社會救濟的家庭無法負擔每年一周的渡假出遊，而普通家庭中這一比例只有12%。
社會問題專家們認為，兒童貧困問題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其後果非常嚴重。貝塔斯曼基金會的德拉基說："在減少兒童貧困問題上，政府做得太少。"他表示，應從社會及家庭政策層面上制定新的方案，比如建立兒童參與金或兒童基本生活保障金制度，此外，還應建立起讓青少年能夠長期參與社會生活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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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差、吃得省、無家可歸又出不起門：在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也有不少人要面對貧窮。攝影師Shamsan Anders的這組照片展現了德國貧窮的「模樣」。
圖片來源： DW/Shamsan Anders這裡是不來梅的Grohner Düne區，據統計這裡是全德國貧困風險最高的地方，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屬於貧困人口。在德國，收入低於平均線60%的人，被視為貧困人口。
不來梅有三個為窮人提供的「救濟餐桌」，膳食都靠公司、麵包房、超市等捐贈。圖片上，「救濟餐桌」的工作人員正在為Burg「餐桌」做準備，每天有大約125人來這裡。
來「餐桌」的有個人，也有家庭；有德國退休人員，也有移民、難民。其中一個救濟餐桌的負責人表示，不來梅是一個多元的城市，「沒有緊張氣氛，餐桌的氣氛充滿寬容和感激」。
在「餐桌」幫忙的很多都是志願者——比如圖上80歲的退休老人Werner Dose。此外，還有一些實習生和「一歐元工作」者。
位於德國東部的哈勒，曾經別具魅力，是民主德國的重鎮。如今，這個城市日漸衰敗。在哈勒新城，有很多閒置的破舊樓房。當地失業率很高，前景很差。
上不起課外輔導、辦不起生日聚會、參加不起體育協會——德國有超過200萬的「窮孩子」。在哈勒新城，兒童的貧困率更高，三分之一孩子的家庭都要依靠社會福利、社會救濟。
「Schnitte Ost」這個援助機構向大約50個孩子提供幫助。孩子的年齡在6至15歲之間。負責人說，「我們的座右銘是：不讓孩子餓著肚子回家」。
「Schnitte Ost」的負責人表示，對該機構的需求持續增加，很多孩子來自難民家庭。該援助機構除了提供免費餐飲外，也輔導孩子們的功課，提高他們的日常生活能力，其中也包括教孩子們刷牙。
在柏林，大約6000人流落街頭，其中60%是外國人，他們大多來自東歐國家。在歐洲大城市，近年來流浪漢的人數持續增加。
Jörg是一名建築機械師，38歲的他已經在街頭生活6年了。他曾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條腿。他抱怨，柏林的流浪漢越來越多，互相之間的競爭更強了。他說，自己最大的夢想是有一天可以重新玩打擊樂，「那真的讓我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