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如您反復提及，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必須堅持的，但是政治制度亟待改革。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始終沒有變過，在這個體制下改革開放的政策怎麼就制定下來了呢？

朱學勤：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講的改革和文革之間否定性的聯繫。我們應該客觀看待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執政集團，它在毛的50、60、70年代是走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集團作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是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但是不能否認，這個執政集團是有一些精英在其中，如胡耀邦、趙紫陽，如80年代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的魄力，歷史大潮中共產黨人保留下來的最可珍惜的資源。 所以改革初期，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只是這部分和那部分的政治力量對比改變了，政策就擰過來了。所以30年來，我們改變的是政策不是體制。政策可以在整個政治體制沒有變的情況下， 靠少部分高層官員的力量對比變化來實現。76、77年就是這樣變過來。那個十年出現欣欣向榮的跡象，其實僅僅是改變政策，體制尚未來得及改就出現了政治風波。所以說，這個體制能制定一些政策，應該給予公正的評價，其中有一些敗類摻雜期間，也有一些有良心的民族精英走出來。應該有一個歷史的分析。

目前環境下，堅持改革方向，進行體制改革有難度嗎？

很難。我們回顧30年可以看到多次有倒退回去的危險，現在為止，對內堅持市場經濟，對外堅持全球化的方向還沒有擰過來。但是這個方向是政策的方向。體制還沒有改變。我承認目前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很難。既得利益者認為只改政策不改體制已經很好了，所以，今天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非常難。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可能也是微弱的。我們是知其不能而為之。我相信政策的潛力已經發揮殆盡。只改政策不改體制的方式不能再有第二個30年。

現在，對於左右之爭中左和右的概念已經越來越混亂，您怎麼看？

左右的概念最早起源於西方，1789年法國革命時，國民工會中坐在國民工會主席的左邊的是激進派，右邊的是溫和保守派。西學東漸後，進入中國，有與西方相同的一面，將希望社會激烈變革的烏托邦的理想方向稱為左派，另一面是希望社會漸進理性變革的稱為右派。

左右之爭在中國的語境中，有自己新的含義。左是激進分子，用暴烈的手段反對阻擋者；右派相反。左派是褒義，右派是貶義，這種概念一直延續到文革時期，達到頂峰，毛澤東自稱是左派的領袖，主流的政治思潮是為左，而右一般是黑暗的，曖昧的，下風的地位。這是改革之前的含義。這個含義與同時期的西方政治社會有很大差異。

改革之後"左、右"有了新的含義，尤其是留學生把西方校園裡的左派理論搬進中國，把堅持改革開放的理論說成是右派。同樣，與西方語境有相通的，但是也有不同。被稱為右的人在西方社會一般是保守黨，而在中國恰恰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把這批右的人看成是過激派，完全是擰的。而左派在西方是以激烈態度批判的，而中國左派在改革開放時期卻有保守僵化，拖歷史車輪的色彩。所以，左右在中西方不同語境下很多時候是擰的。

面對今年的金融危機，西方右翼政府紛紛採取了較左的政策救市，您怎麼看？

對，德國的基民盟為首的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大規模救市；美國也是如此。故有一部分人興高采烈或者是幸災樂禍地說，資本主義完了，連最右翼的政府都採取我們左翼的政府干預政策，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了，國家干預代替市場經濟了。我認為， 這批人太淺薄，高興得太早了。事實上，在市場經濟自由企業制度的一百年之中，多次有市場失靈，政府干預的時候。我相信這次源於美國影響歐洲的金融危機引起的政府干預力度、聯合程度超過了1929年的那次，但是不足以根本改變西方體制和政治生活的基石。類似於，一人生病，需要猛藥救治。而康復之後進入常態，我們才能看到這個人究竟是什麼膚色、血型，不會因為猛藥改變血型的。所以，一個月之前到達到高潮的所謂社會主義救資本主義的說法不會影響我的歷史觀。

至於國內有人比西方淺薄的學院知識分子更淺薄地說，這次輪到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來救西方的資本主義，更是可笑。第一，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啊？二，你救得了嗎？這樣的言論我們三十年期間已經有過不少，只是又增加了一次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