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78年12月28日的瑞士《新蘇黎世報》刊發評論：

令人驚訝的是，此次大會沒有像蘇聯對待史達林那樣，就長年的停滯與困難去追究某些個人的責任，而是從自身體制中去尋找原因：權力過於集中、過於中央集權、某些特殊機構脫離了黨的控制。為了糾正這些錯誤，今後將會有"更多民主"，恪守共產黨的標準，保護人權、承認民眾的言論自由權利，還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大力貫徹相關法規。

西柏林《每日鏡報》在1978年12月30日也刊發評論指出：

中共統治的不同時期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敗，並沒有被簡單歸咎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就像蘇聯清算史達林那樣)，而是歸咎到整個體制的缺陷，即：中央集權、缺乏黨內監督以及民主監督。

在稍早前的1978年10月31日，東德執政黨機關報《新德國報》刊發評論，分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黨內的權力與路線之爭：

客觀起見，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的高級幹部獲得平反，以及對"四人幫"的批判，都不會讓中共重新成為一個馬列主義政黨。現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各方都繼承了毛澤東的陰暗面，也就是反蘇主義以及大國沙文主義。暫時在權斗中獲得優勢的是經驗豐富、意志堅定的鄧小平，他本人就曾經歷過兩次清洗運動，因此很清楚應當如何利用這些經驗來對付他人。

我們要是以為這些政治人物都和華國峰沒什麼兩樣，未免就想得太簡單了。根據這些中國領導人自己的發言去判斷，他們的意見分歧不僅僅體現在政策的側重點上--比如"四化建設"、中美關係進展等問題。愈演愈烈的人事紛爭也有可能演變為"實質問題"之爭。時間將會證明這一判斷到底有多正確。今天已經能確證的是：中共當局在貫徹其"全面恢復國內秩序"、"維護團結穩定"之承諾時，已經遇到了不小的困難。

1978年12月10日，瑞士《新蘇黎世報》則注意到中共權力中樞之外的路線之爭：

11月中旬，北京街頭突然出現了許多要求民主和人權、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到了12月初又突然消失。11月10日起，中共中央就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召開了一場工作會議，而正是鄧小平將張貼大字報的一處地方命名為"民主牆"。這種突如其來的批判性聲音很可能也要歸因於領導層的寬容與鼓勵。許多此前在黨的最高層討論過的東西，以"人民呼聲"的形式被重複強調。而到了11月27日，在接受一名美國記者採訪時，鄧小平則與那些大字報拉開了距離，他說，"有些言論不利於團結和穩定，也不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

民主牆的重新沉寂，絕不意味著中國改革的步伐就此停止。儘管引發了巨大的關注，北京的民主牆大字報只是表象。畢竟，幾張大字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9億民眾呢？真正重要的變革，無疑將來自於圍繞毛澤東的理論之爭，以及為毛時代政策受害者的大規模平反。

這些措施當然並不能稱得上"民主"，也尚不能稱作"貫徹人權"。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值得贊嘆的開端。新的領袖儘管宣佈要"更民主"，但是真正的決定權則依然捏在他們手裡。

1978年12月21日的《世界報》(當時在西德首都波昂出版)摘譯了兩篇民主牆的大字報：

在打倒了四人幫之後，"英明"領袖華國峰主席、以及大家認為"更英明"的副主席鄧小平許諾我們民主和繁榮。四人幫倒台時，人民迫不及待地企盼鄧小平的復出，他曾經說會"再次引入資本主義"。他復出了，人民對他有很大期待。可惜，我們已經生活在這一壓迫性的體制下，什麼也沒改變。

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野心家實現現代化的工具。我們想要的是人民生活的現代化以及人民民主的現代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幸福的生活。在民主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不要相信暴君所說的團結和穩定，那些話只會讓我們墜入苦難。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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