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許豔仍記得2015年8月6日晚上，20多名警察在她家外面狂敲門，便用電鋸鋸開她家鐵門，最後以腳踹開木門，直接闖進她家逮捕她丈夫余文生。

她告訴德國之聲：「當時他們不出示相關證件，所以余文生不開門。然後他們用電鋸把我家鐵門鋸開，當時鋸門的聲音大到嚇人。他們闖進來後，把余文生按倒在地，接著把手銬在背後。」

雖然這次拘捕險象環生，但余文生只被關了24小時就獲釋，之後更成為「709大抓捕」的辯護律師。

「709大抓捕」指的是5年前的7月9日，中國政府在23個省份大規模的逮捕丶傳喚丶刑事拘留或是約談100多名維權律師丶異議人士丶以及他們的親屬，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事件。其中，余文生律師在大抓捕發生後，於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國公安部及部長違法拘捕公民，成為709案發後，首位公開反擊的維權律師。

後來，余文生在2018年1月因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期間發表了修憲公民建議書，而被當局逮捕關押，並於同年4月正式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妨害公務罪逮捕。

許豔告訴德國之聲，2018年1月至今將近1000天，她都未獲得探視余文生的機會，法院與警局也從未正式發布文件通知她余文生被開庭審判的事情。一直到上個月，許豔突然接到徐州法院的來電，告知她余文生正式被判刑四年，並褫奪公權三年。

她説：「余文生的案件發生很多違法的事，包含秘密開庭與秘密判刑，我認為他的遭遇比很多709律師的遭遇還更殘酷。身為一個維權律師的妻子，我也多次被傳喚或是限制出門。」

同樣因「709大抓捕」而被關押的維權律師謝陽現在是余文生的辯護律師，他告訴德國之聲，余文生的案件已脫離一般法律程序，而中國政府以秘密開庭與審判方式來處理余文生案的做法，也在中國的律師圈製造了寒蟬效應。

他說：「余文生被關押至今，我一直無法會見他，而秘密審判或是拒絕家屬跟律師會見都已脫離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程序。也由於這些程序都是秘密進行，所以令人感到非常恐懼。」

「從小監獄關進大監獄」

另一名因「709大抓捕」受到國際關注的是維權律師江天勇。他自從2019年2月28日刑滿獲釋至今，仍被軟禁在河南信陽的老家。他的妻子金變玲向德國之聲表示，江天勇獲釋至今一年多，河南國保仍派人24小時監控他的行動，他們也不斷拒絕讓江天勇就醫看病。

江天勇在出獄以後，雙腳異常腫脹，儘管金變玲持續央求，國保仍持續阻攔他就醫。金變玲說：「江天勇現在身體狀況不太好，所以只能一直在家休養。雖然他想到美國跟我與女兒團聚，但事實上，他現在根本無法離開老家農村。他等於從一個小監獄被送進一個大監獄，然後大監獄內他仍不自由，繼續被軟禁。」

金變玲表示，雖然部分維權律師獲釋後仍遭到當局監控，但不同的是江天勇是被國保24小時派人監控。她説，看著江天勇的情況，讓她對中國的法律制度毫無希望。金變玲説：「說中國是法治國家，根本就不是，他只是自己宣稱是法治國家。」

謝陽在江天勇獲釋後幾個月，曾到河南信陽去探望江天勇。他指出，一般來說，中國警方毫無理由在江天勇刑滿釋放後，仍繼續將他軟禁在家。謝陽告訴德國之聲：「我去探望江天勇時，得知監視他的國保不準許他就醫，但他當時如果再不就醫，那條腿可能真要廢了。所以我與國保交流，希望他們能帶江天勇去就醫。後來他們也同意讓江天勇至河南信陽就醫。然而，就醫時，醫院僅做了幾項檢查，說江天勇身體沒毛病。到現在為止，他的病仍得不到有效治療。」

「709從未結束」

雖然數月前維權律師王全璋獲釋時，媒體都稱他為「最後一位獲釋的709律師」，但許豔丶金變玲與謝陽卻都認為中國政府從五年到現在，對維權律師的打壓與迫害從未結束。許豔告訴德國之聲：「余文生律師被判刑沒回家，實際上代表的是709一直在延續，只是後來他們對其他維權律師的處罰方式有了改變，透過行政處罰或是吊銷律師證來處罰他們。」

金變玲也認為，雖然王全璋與江天勇在過去一年多來相繼獲釋，但他們仍未真正獲得自由，且他們在獄中的經歷，對這些維權律師都造成很大的身體與心理上的傷害。金變玲表示：「他們身體不好，精神跟情緒都無法控制。我覺得這些都是酷刑所遺留下來的傷害。余文生被秘密審判，也不通知家屬，等於許豔也不知道被判多少年。中國政府就是透過很下流的方式去處理709的案件，我也認為709沒有結束。」

謝陽以自己當年受審與關押的經歷為例，指出雖然當年「709大抓捕」時，中國政府私底下也對維權律師秘密進行了不少事，但至少當時法院都還多少會進行所謂的「公開審訊」。他說：「余文生律師的案件，不僅審判沒有公開，家人也都沒有收到消息。我自己在『709大抓捕』被關押時，也是在被關押第500天就見到我的辯護人，但余文生現在消失一千多天了，仍然見不到辯護人或家屬。中國政府對維權律師的打壓，現在已完全脫離法制。」

看著江天勇在獲釋後仍繼續被軟禁在家，許豔坦言，她很擔心余文生獲釋後，可能也會面臨相同的命運。她説：「余文生百分百會面臨這樣的情形。因為他還得被關押22個月，所以我也擔憂他是否會遭到酷刑，或是當地警方是否會讓我跟孩子去探視他。我會繼續維權努力，但如果22個月後余文生還是無法回家，我也無法保證接下來事情會如何進展。」

金變玲説身為受害者家屬，雖然中國政府拿法令當擋箭牌，但他們還是要堅持，因為唯有他們勇敢發聲，才會有很多人去關注，那麼在獄中的親人也會少受一點酷刑。她告訴德國之聲：「像709的峭嶺跟文足，因為她們在國內所以情況比較危險。但她們仍不停抗爭，到最後能讓王全璋一家團聚，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