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改變歷史進程

如果從人類瘟疫史的角度來看, 東羅馬帝國的衰落可說是公元6世紀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鼠疫大爆發的結果. "黑死病"如魔鬼一般, 所到之處人口劇減, 把歐洲帶入中世紀的漫長黑暗.

中國也不例外, 比如明朝的興亡幾乎就是由瘟疫決定的. 朱元璋17歲時父母兄長全部死於瘟疫, 被迫出家然後加入明教. 到明末, 情形則跟元末驚人的相似. 從萬歷8年(1580年)到崇禎17年(1644年) 的幾十年間, 鼠疫在中國特別是華北地區大面積多次爆發, 以至最後的北京城早在李自成進入之前已經成為"一座恐怖的疫城".

所以, 中國人傳統的歷史觀往往把瘟疫流行和朝代終結聯繫起來, 以為天災後面必有人禍. 用這樣的歷史宿命觀看SARS危機當然太過簡單, 但卻暗合了目前政治學界的一種主流看法, 那就是, SARS危機表面上看屬於一種死亡率約10%、暫時難以分離出病原體的變異流感病毒引發的烈性傳染病, 但隨後產生的國內社會恐慌和負面經濟影響, 卻暴露了中國政府的治理危機, 尤其是公共衞生部門的制度危機. 改善政府治理能力, 應該是中國中央政府在SARS危機期間以及之後最重要的工作.

從危機到治理

原因有幾點: 1, 這次SARS危機暴露出的行政部門的治理能力低下, 如訊息不透明、反應遲緩、責任政治缺失、中央政府內部及與地方政府的衝突等等, 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傳統的極權手段予以彌補, 卻因這種手段和市場邏輯的衝突而無法持久更加深國內外經濟界對其治理能力低下的懷疑, 從而對中國已經國際化的經濟體制造成永久性傷害.

2, 政府的"善治"包含兩個層面: 充分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 和長期制度供給能力, 即自我的制度創新能力. 政府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適當的危機管理是一種公共產品, 有效保障國民的公共衞生也是重要的公共產品, 維持充分的訊息交流和國際與國內信任更是善治的核心. 對付SARS、安定社會不僅是地方政府須負責的地方公共產品, 也是中央政府須統籌解決的全國性公共產品, 更因它的潛在國際危害又是超越傳統國家主權界限的國際公共產品. 如何改造政府, 提高治理能力已經成為解決SARS危機和SARS之後的當務之急.

3, 信任、治理這些問題因為直接影響政府合法性而最終又是政治問題. 如果說在過去20年保持足夠高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的幾乎唯一的合法性來源, 那麼, 當治理能力可能危及這一合法性基礎時, 決定治理能力的治理體制或政治體治如何改善就成為其政權合法性的關鍵. 這大概也是胡溫新政府現在拒絕"以經濟為中心"的老調轉而強調"抗典是當前工作的中心", 並前所未有地先後罷免了在此次SARS危機中表現不力的從衞生部長、北京市長到各地基層官員120多名的良苦用心所在吧. 否則, 不僅將導致政府的政治危機, 還有可能引發更全面的國家危機.

以毒攻毒的瘟疫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 香港中文大學吳國光教授關於中共政權在SARS危機中所使用的"極權手段產生不了民主"的論斷恐怕為時過早. 這一論斷不僅忽略了極權手段運用本身以毒攻毒、在目前特定政治形勢下誘發新體制的可能結果: 通過與改善治理一定程度的兼容而獲得新內涵, 比如通過處分瀆職官員喚醒責任政治, 為官僚體制重建基於公眾利益的新坐標, 從而在通向民主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和作為新政府威權的體現, 有效平衡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間的談判力量對比.

這裡當然存在衝突的政治集團通過交換尋求共謀的危險, 卻也無法排除更積極的一種可能, 即走向以力量均勢為基礎的共和政治, 作為憲政的起點.

回到歷史, 1918年, 人類歷史危害最大的一次流感爆發, 在全球範圍內造成2000萬到5000萬人的死亡, 在美國則有近1/4的人被感染, 至少55萬人死於那次"西班牙流感". 許多流行病學家也預測這次SARS也會重複那次流感的發展, 即開始於冬季, 在夏季減弱, 然後在秋季結束.

如果沒有其他天災人禍, 病毒的毒性終會慢慢降低直到最後成為典型性的.

如果病毒過於兇猛, 歷史上也有先例, 比如1665年的倫敦大火, 雖然燒掉了大半個倫敦城, 但也結束了黑死病的傳播, 開始了英國隨後的空前發展. 在全球化下, SARS危機所凸顯的中國這個非典型性體制, 也終將內部化此次SARS危機中出現的國際和國內壓力, 從危機走向治理。

作者：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