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30年之後，中國哪裡還有社會主義的痕跡？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是否是西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呢？

歐盟駐中國商會主席武特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中國不是我們所指的市場經濟，有相關的法律和規定大家遵守。大型國營企業就不屬於市場經濟的范疇，他們像是國中之國。中國目前大約有160家這樣的公司，一般是在石油、電訊這些敏感領域。另外還有真正意義上的私營企業。同時黨又無處不在。工會也受到黨的控制。我的印象是，中國目前的體制是曼徹斯特式資本主義加上列寧主義的政黨體系。」

武特克認為，儘管中國共產黨仍然掌控著中國的核心部門，但距離北京越遠，共產黨中央的影響力就越小。2002年，江澤民將共產黨對私營企業家開放，這是一個非常大膽和明智的決定，順應了中國的發展現實。但共產黨要控制所有的生活領域已不可能。

在德國「世界報」駐京記者埃爾靈看來，中國體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三權分立：「經濟領域中也沒有，沒有工會，沒有勞資談判。所以共產黨就必須扮演最高法官的角色。它必須不斷地對社會現實做出反應，比如社會公正問題，現在共產黨又把環境保護寫入了黨章。這樣的機制目前還能運轉，因為共產黨不試圖將歷史倒轉。但更好的當然是實現三權分立，這樣體制中的失誤能夠更快地被發現。」

共產黨已經放棄了對很多社會領域的監控，當然對民間反對派的形成，政府毫不留情地加以干涉。黨內的理論家也在考慮，在哪些方面，共產黨必須保持權力壟斷。

對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保住其權力地位。

在歐盟駐中國商會主席武特克看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是穩固的：「中國共產黨的可信度在於過去20多年裡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子越來越好。共產黨向人民表明了，它懂得管理經濟，保障社會治安，並允許一定程度的開放。這使它在民眾當中有威信，儘管它不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如果自由選舉的話，大多數人可能也會投共產黨的票。對共產黨來說，重要的是組建一個有能力駕馭中國目前複雜局勢的政府。黨和政府不是一對一的。比如中國政府中現在有兩位部長不是共產黨員，衞生部長和科技部長，因為他們有才幹。所以，共產黨也認識到，中國的經濟開放如此迅速，需要越來越多的專家管理。但又不能忘記黨是領導一切的。」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埃爾靈說，這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一個人過河，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他必須一塊石頭、一塊石頭摸索著向前。但鄧小平沒說在這一過程中也有滑倒、栽進河裡的危險。鄧小平認為黨是強大無比的，可以做任何的嘗試。比如90年他說開放股市，如果發現錯誤，第二天就可以關掉。但是現在，中國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國政府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蘊藏著不可逆轉的風險。」

在驚嘆中國發展的同時，不應忘記中國周邊的國家與地區。與30年前相比，日本、韓國和台灣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武特克說：「目前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是台灣、韓國、日本模式的翻版，只是規模要大得多。日本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韓國則更是一個很小的省份。這三個國家和地區也都曾經是一黨專治，也曾經是農業佔主導的社會。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滯後20年，目前中國每年將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化。等於每年新建一個紐約市。今後20年還會繼續下去。有朝一日，中國也會發展到台灣、日本、韓國的水準，完全城市化的、人均收入想到高的社會。問題只是，到那個時候，共產黨將何去何從？」

腐敗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一顆定時炸彈。這源自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是中國的社會傳統？

「世界報」駐京記者埃爾靈認為，兩者兼而有之：「中國目前致富的可能性很多，也為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與我們在德國對腐敗的理解完全不同，不是用幾百歐元換一本護照。在中國可以用土地作交易。你通過與某些官員的關係，得到對土地的支配權，就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這給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武特克對中國腐敗問題的看法是：「中國並非一個本質上腐敗的社會。中國的發展模式使經濟得到了飛速增長，腐敗只是一個附帶產品。根治腐敗的關鍵是要有一套透明的體制。但透明度不是中國領導層中每個人都希望實現的目標。」

回顧中國過去的30年，不能不提六四。「六四」對中國來說是個轉折點嗎？

埃爾靈說：「我總是避免使用轉折點這個詞。六四是中國人的噩夢，是中國人沒有癒合的傷口。中國目前仍然沒有為六四平反的前提條件。但我不認為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對很多學生、學者來說，六四是一場深深的失望。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希望落了空。但中國很快就以規模浩大的經濟攻勢掩蓋了這一傷痛。」

六四之後不久，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中國意識到，社會主義並非千年江山。中國當時確立了江澤民的領導地位，但他也沒有全力推動經濟改革。在武特克看來，六四之後的幾年顯示了鄧小平的偉大：「鄧小平南巡，明確說致富光榮。江澤民這才支持改革路線。鄧小平認識到，如果中國不走上經濟健康發展的道路就將是死路一條。必須讓中國人感受到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鄧小平也確實做到了。」

對埃爾靈來說，鄧小平一方面應當對六四負責，另一方面，他的實用主義政治給中國的外交帶來了一片海闊天空。他的頭腦中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的禁錮。就在六四之後中國內政上噤若寒蟬之時，鄧小平在堅決主張經濟開放的同時，在外交上也打破了一系列禁忌，比如與韓國、以色列建交，鼓勵台商去大陸投資，這在89年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延續至今，中國經濟生活當中還有意識形態的痕跡嗎？

武特克認為：「經濟生活中的意識形態表現在中國政府仍然認為，核心經濟部門必須受到保護，使它們不受外國競爭者的威脅。中國經濟這50年是從無到有，但兩百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20%到30%。所以現在中國的崛起應當說是重新崛起，他們決心培養自己的名牌企業，並讓他們到海外去拓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免與全球經濟體系發生衝突。很多人會說，這完全應當由市場來調節，為什麼要確立某些企業的壟斷地位呢？」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不再受意識形態的約束，60%到70%已是私營經濟，但核心領域仍受國家控制。而且國家刻意培植自己的大型康采恩。這是中國經濟中僅存的意識形態。

埃爾靈認為，中國維護這一意識形態的工具是愛國主義：「我不願意使用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國人為他們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剛才武特克說的是重新崛起，中國人的說法是民族覺醒。他們要洗清過去100年中遭受的恥辱，拋棄自卑感。在這方面，有時難免過了頭。」

近年來，愛國主義成了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之一。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最根本的任務是維護其統治地位。那麼反過來，共產黨目前非常擔心其統治地位受到威脅嗎？

歐盟駐中國商會主席武特克說：「如果害怕的話，這也是很正常的。德國的基民盟和社民黨不是也很害怕坐在野黨的冷板凳嗎？其實，共產黨不擔心喪失執政地位，因為目前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無選擇，而且共產黨做得也很成功，中國大多數人的日子越過越好。他們可以告訴國人，8%到10%的增長率還能保持10到15年。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管理這樣的高速增長，如何應對城市中產階層的期望。他們會對政府說，我們現在繳納更高的稅，我們擁有良好的教育，我們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們現在希望有更多的發言權。」

市場自由和資本主義經濟會自動導致民主化嗎？

埃爾靈認為，中國迄今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與民主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他認為：「市場自由和資本主義為人們爭取民主創造了條件。如果民眾為此而抗爭，那麼我們就迎來了民主化。中國也是如此。比如每個企業家都希望得到他所需要的訊息。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他必須得到未經過濾的訊息。所以他會要求政府取消越來越多的限制，這就是走向民主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