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以上的黑雷羅族人在起義過程中或緊接著的集中營關押生涯中死亡。在德國，這場戰爭至今沒有引起注意，在歷史書裡成了註解裡順便提一下的內容。而在納米比亞，人們在100年後仍然沒有忘卻，尤其在戰爭留下深深痕跡的那些地方。

切利莫.維瑟維特用顫抖的手打開了他那波紋鐵皮小屋的門。中午時分，奧圖姆波隆本加熱得能孵出小雞來。陰影裡氣溫計指著40度。在那個地方典型的切利莫.維瑟維特這種波紋鐵皮房子裡，熱而令人窒息。幾個平方米面積的簡單裝備是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這個老人把有著名政治家們照片的剪報貼在了牆上。大多數照片早已發黃，比如還處於瘦瘦時期的赫爾穆特.柯爾或者尚年輕的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

極少會有遊客流竄到前黑雷羅族人居住地這個偏僻的角落裡來，儘管從納米比亞的首都溫德胡克往北行車不到3個小時就到了這個地方。一條沙石路穿過這個村莊，村子裡有一個加油站和一個飲料店。中午就有小青年站在那裡，買酒喝。

切利莫.維瑟維特有客上門，那麼多半是關於所謂的瓦特堡戰役。在那個距離奧圖姆波隆本加只有幾公里的地方，德國軍隊在1904年8月給那場起義畫上了一個軍事句號。

切利莫.維瑟維特：「這是戰爭中用來對付我的先人的榴彈的彈殼，這東西殺死了許多人。戰爭結束後，我的祖父在這兒附近的原野上揀到了這個彈殼，保存了下來。現在，幾十年來，我用它來風干榛子，然後就存放在這裡面。」

切利莫.維瑟維特幾乎拿不住這個沉重的彈殼。這位75歲的老人使勁端好這個有梭角的金屬物件，它顯然對他有著重大的意義。他同樣珍惜的還有他從小屋裡取出的德國皇帝時代的喝水的瓶子。

切利莫.維瑟維特：「戰爭是殘酷的。它讓我們流了很多的血。德國方面和黑雷羅方面都死了很多人。德國士兵和移民偷去了我的國家和我的尊嚴，他們殺死了我的親人。這種事情是沒法忘記的。」

在奧圖姆波隆本加，沒有任何人願意忘記這場從1904年1月11日殺死125名德國移民開始的戰爭。黑雷羅人襲擊德國人，是為了反抗殖民政府不斷地剝奪他們的權利，反抗他們的土地大片地被白色移民侵佔。黑雷羅人覺得自己被逼到了角落裡。他們的酋長薩穆埃爾.瑪哈雷洛號召起義，也是為了把族人視線從自己的問題上引開。

在戰爭的頭幾天，數量上佔優勢的黑雷羅人獲得了對德國人的勝利。但在長駐在德屬西南非的幾百名防衛士兵得到了來自德國的增援後，情況便發生了變化。

8月11日，在瓦特堡展開了數量上佔優的黑雷羅人和德國軍隊的決戰，率領德國軍隊的是臭名昭著的少將洛塔.馮.特羅塔。在炮火的支持下，馮.特羅塔成功地把武器上佔劣勢的黑雷羅人包圍了起來。被包圍者們決定在包圍圈最薄弱的點上突破，帶著他們的牲口，通過缺水的奧瑪河克，逃往博茨瓦納方向。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他們中間一半以上的人沒有從這場逃亡中活下來。逃亡者赤手挖掘到20米深處，尋找水源，然而一無所獲。少量的水源很快就被竭盡。歸途則被洛塔.馮.特羅塔下令封鎖了。

洛塔.馮.特羅塔說：「我，德國士兵的大將軍，向黑雷羅人發出這封信。在德國界限之內，每一個黑雷羅人都將被槍斃，無論是否帶著槍，無論是否帶著牲口，我不再接受女人或孩子，我把她們趕回她們的族群裡去，或者讓士兵開槍打死她們。這是我要對黑雷羅人講的話。強大的德意志皇帝的大將軍。」

當馮.特羅塔將軍發表這通宣言時，納夫塔利.溫迪施還沒有出生。但他的命運同樣與這場戰爭及其後果緊密相連：「我是一個德國孩子。溫迪施－我的爸爸是溫迪施。我的媽媽是卡洛琳娜.穆萬加。我出生於1921年，我有8個孩子，42個孫兒女和重孫兒女。」

納夫塔利.溫迪施有一個德國爸爸，他的媽媽是黑雷羅人。淺色的皮膚和特別光滑的頭髮使這位82歲的老人至少在外表上跟其他黑雷羅人不一樣。在奧圖姆波隆本加，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有德國先人。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直至今天，要在社會上爭得一席之地仍然是很困難的。他們中不少人不得不在沒有爸爸的情況下長大，原因之一是，他們經常是強姦的產物。

納夫塔利.溫迪施今天覺得自己是黑雷羅人。他身上唯一的德國特徵是他的姓。但他對德國人並無仇恨之心。相反，他覺得跟德國人有一種親近感。他說，他們不是壞人，他們的頭兒始終對他很好，那時候，當他在納米比亞東部幹活，在那兒學了一點德語的時候。

作為有著德國根的黑雷羅人，即將到來的紀念活動對納夫塔利.溫迪施有著特殊的意義。儘管他已經82高齡，儘管他已經覺得不那麼健康了，他要帶著他的家人參加紀念活動。

跟他的女兒一起，他希望他們共同的夢能夠得到實現：「德國人和黑雷羅人必須手牽著手紀念眾多的亡者。德國人應該跟在黑雷羅人後面，充滿敬意地懷念雙方倒下的亡者。假如他們不掩蓋或輕描淡寫那時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那就是一個成功的日子。」

輕描淡寫或掩蓋過去，這個問題是萊茵哈德.科丁也知道的。科丁是納米比亞路德教會主教，在他的職位上，他跟這個國家裡約2萬名以德語為母語的人有接觸：「許多人跟這段過去打過交道，包括以一種賦予光彩的形式。有些人簡捷地說：那是戰爭，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讓這個時代安息吧。這也是一種對待過去的方式。公正地說，這裡的政府正是以這種方式對待過去的。」

出於各種各樣的出發點，許多說德語的人和納米比亞政府在這一點上確實是意見一致的。納米比亞政府希望，在這個獨立了才13年的年輕國家不要再產生新的對立面了。它希望所有納米比亞人有一種大家庭感覺，而對那些部落利益冷眼相看。

在政府的歷史描述裡，對殖民戰爭的興趣完全處於邊緣。對他們來說，自由戰爭是從1966年才開始的，那時，SWAPO（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拿起武器，開始了跟南非隔離政策政權的鬥爭。

在德語少數民族身上，那段過去帶著民族大屠殺的標籤。對此，今天活著的人們當然沒有直接的責任，但不得不經常地談到。人們很容易把這事跟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之滅絕猶太人聯繫起來。

比如，主要的黑雷羅政治家之一、莫布隆巴.克利納如是說：「可以這樣比較。這些人是被同一個政府殺害的。唯一的區別是，在我們這件事時，是政府發出了正式的滅絕命令。跟英國或西班牙政府在非洲的政策相反。他們從來沒有發出過這樣一個滅絕人性的宣言。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滅絕一個民族。」

由於按克利納的觀點，對黑雷羅的鬥爭可以視為猶太人大屠殺的前奏，黑雷羅人就應該得到財政上的賠償。為此目的，克利納和黑雷羅一名酋長共同向一個美國法院遞交了一份起訴。這涉及到很多的錢。但出於法律的原因，德國政府不願意支付。它雖然承認對納米比亞有著特殊的責任，但作為納米比亞的最大發展援助給予者，它認為它的的責任已經承擔了。

奧圖姆波隆本加的居民雖然相信他們酋長的起訴會給他們帶來許多，但這個起訴一開始就立於很弱的法律之足上。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德國的幫助在這個地區建立起基礎設施來。

但他們也強調，金錢並不是諒解的唯一前提。雅娜.庫漢加說：「我期待著德國人攜著事實真相走到光天化日中來。他們怎麼面對過去？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場民族大屠殺呢，還是一件不重要的事，還是僅僅是戰爭？如果是戰爭，那麼是為了什麼打的？我期待德國政府和德語納米比亞人走到前面來，向納米比亞民族說明真相。」

雅娜.庫漢加的住處跟納夫塔利.溫迪施和切利莫.維瑟維特只隔著幾幢房子。談到德國人和他們的責任，她馬上就火了。儘管她的先人是德國人。她的丈夫跟德國足球明星、前國家隊的托馬斯.哈斯勒是親戚。

在她的理解中，事實真相包括一次正式道歉。光有德國外交部長約什卡.菲舍爾兩年多前在杜爾班反種族主義大會上表示的遺憾是不夠的。

雅娜.庫漢加：「杜爾班在哪裡？杜爾班不在納米比亞，而在南非。如果在杜爾班表示道歉，消息根本到不了納米比亞老百姓和黑雷羅人這裡。德國政府應該到我們瓦特堡來，向我們的人民說：雖然那時不是我們，但卻是我們的先人，是他們給黑雷羅人民帶來了苦難。我們感到遺憾。」

（安德雷阿斯.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