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七月一日，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含著眼淚從香港會展紫荊廣場的旗桿上降下了英國國旗，香港開始了港人治港的嶄新時代。然而，去年的這一天，香港卻爆發了五十萬人的抗議遊行，香港社會過去六年的各種矛盾得到了總爆發。這一年裡，北京中央政府由過去的不介入轉為高調介入，並在一段時間裡因否決零七、零八年普選要求而直接與香港市民發生衝撞。

七一將至，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和解跡象讓人看不懂。北京主管香港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曾慶紅，日前在非洲訪問時對香港記者表示，中央和香港民主派人士之間不存在和解問題，因為雙方本身就沒有對抗；他表示，他本人願意與任何人士對話，並稱會考慮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回鄉證問題。曾慶紅的這一態度披露後，在香港社會普遍獲得好評，被認為是北京主管香港最高官員的一個公開表態。果然，曾慶紅表態之後不久，就傳來北京將考慮部分民主派人士的回鄉證問題，甚至有消息說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也在被考慮之列。

北京與香港民主派的矛盾由來已久，但近年因董建華政府施政無效而有激化之勢，尤其是在民主派抓住董建華政府施政無效而接連發動「倒董」和「還政於民」浪潮之後。而英美等西方國家對香港民主化問題表示關注，以及李柱銘等人前往美國國會參加香港問題聽證會，則均被視為香港民主派勾結外國勢力的有利佐證。

有國際觀察家指出，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其實並非民主化，而是特區政府施政無效；由於對特區政府不滿，市民普遍寄希望於普選可以產生有效率的政府；雖然這一訴求本身有不盡合理之處，但北京的錯誤卻在於，沒有抓住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是在由主要矛盾引發的民主化這一非主要矛盾上，通過出面直接干預而與香港市民發生正面衝撞，其結果是使得香港政權移交以後一直不錯的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處於激烈對立狀態。

也有國際觀察家認為，香港民主派集中代表了兩個階層的利益和訴求，一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理想色彩濃厚的知識精英，二是對董建華政府施政不滿的中下階層；當北京將前者作為鬥爭焦點時，也直接將矛頭指向了香港社會的中下階層。而從香港社會的階層結構來看，除了民主派代表的知識精英和中下階層外，另外還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傳統左派：香港大資產階級是回歸後香港社會的主導力量，但這一階層素來與政治權力結合緊密，由此獲得各種經濟利益補償，所以對民主政治持保守態度；中產階級民族意識稍強，但卻基本上處於鬆散狀態；傳統左派則在回歸後有很強的失落感，因此千方百計希望通過香港社會「左滑」而找回其「失樂園」。

在這種架構下，香港社會的民主訴求及其鉗制力量雖然呈激烈對峙狀態，但客觀地看，在董建華施政無效的情況下，具有民主訴求的市民佔了香港社會的絕大多數，而民主派則有效地利用了絕大多數市民的這一訴求。因此，將民主派作為主要鬥爭對象，實際上是與大多數香港市民發生正面衝撞；而北京所依賴的大資產階級和傳統左派在香港社會中則並不佔絕對多數。

香港有輿論認為，民主派方面之所以願意和解，主要是因為其選情告急，因此才不得已而為之。也有輿論認為，北京吸取了前一階段的教訓，而改為實施分化民主派的策略，因此才有了和解氣氛的形成。不管其真實背景如何，就目前而言，正如《信報》日前的一篇社論所言，香港社會的和解氣氛已基本形成，無論是北京還是民主派，目前都應從建設性的立場出發，減少刺激對方的言論和行動。

分析家認為，最近一周多的和解氣氛，客觀上將對「七一」遊行形成衝擊，民主派方面也已放棄了「還政於民」的口號，而改為採取更為溫和的立場。問題是：「七一」遊行只是測試香港民意的晴雨表，從「七一」遊行到九月十二日立法會選舉，才是真正關鍵的時期；和解的氣氛究竟最終將有助於北京廢除民主派的「武功」，還是有利於民主派重整旗鼓？作為兩個政治思維方式截然不同的團體，北京和民主派之間究竟存在多少溝通的空間？這些都是跳出「七一」遊行，而可以獲得的觀察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