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華裔異見藝術家巴丟草長期透過諷刺式的作品來抗議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打壓與傷害，而他長久以來，也一直是透過風格鮮明的作品來替自己樹立一個獨特的風格。 自從2011年推出諷刺中國政治的漫畫作品後，他開始大量創作政治漫畫來批評中國政府，並將這些作品免費公開在網路上，供網民流傳。 他大多以紅與黑作為作品的基底，除了用紅色象徵恐懼與暴力外，也透過黑色來表達壓抑與絕望。

他去年原定於11月3日到13日參與由記者無疆界、國際特赦組織與香港自由新聞共同舉辦的展覽《共歌》，但他在收到來自中國當局的威脅後，於展覽前一天，透過主辦單位，宣佈臨時取消展覽。 巴丟草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還原當時的情況。 他說: 「中國政府在去年展覽開始前，突然查出我在中國的親戚的身份，並在拜訪了他們一次後，又叫他們到警局接受訊問。 他們很明顯希望藉此來向我施壓，逼迫我取消在香港的展覽。 」

巴丟草說，中國警方甚至威脅如果他不照做的話，他們可能派兩名警察到香港的展覽現場，或是做出對他家人不利之事。 在與主辦單位討論後，為了避免影響到其他參與者，他們決定取消這場展覽。 他表示: 「我長期以來一直仰賴匿名來進行政治諷刺相關的創作，但他們逼迫我取消香港的展覽後，中國政府也已經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這不僅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風險，也可能波及我身邊的人。 」

被迫「隱身」半年

除了香港的展覽外，巴丟草自2017年起開始參与澳洲纪錄片導演莫西 (Danny Ben-Moshe) 的紀錄片拍攝工作。 這部名為《中國的藝見人士》(China's Artful Dissident) 的紀錄片主要是展示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的「坦克人」一幕如何促使巴丟草開始透過政治諷刺的漫畫與作品來抗議中國當局對人權的打壓，以及北京如何掩蓋 1989 年「六四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巴丟草在預告片中表示，作為一名中國異見藝術家，他容易因做得太多而讓自己置身危險，但他同時也因此變得更勇敢。 他說: 「作為一名政治諷刺漫畫家對我來說，是個重拾勇氣的旅程。 我擔心我的藝術創作會讓我自己與身邊的人身陷危險，但我同時也擔心如果我選擇過一個安靜且舒適的生活，我一輩子都會後悔。 」

為了確保紀錄片不受香港事件的影響，巴丟草停止發表任何公開言論，並暫停與在中國國內的親友聯繫。 他告訴德國之聲，當初中國警方聯繫他時只表明要他取消香港的展覽，並未在言談中提及紀錄片，所以他認定中國政府並不知道這個計劃。

巴丟草說: 「為了確保紀錄片不因中國政府的威脅而夭折，我強迫自己配合中國政府的需求，消聲匿跡了長達半年之久。 這是我認為唯一能保護紀錄片的唯一方法。 」

露臉對抗極權

在他銷聲匿跡的這段期間，巴丟草與莫西並未停止紀錄片的拍攝與製作。 雖然巴丟草在紀錄片中大部分時間仍掩蓋自己的身份，但他卻在片尾，首次公開露臉。 對他來說，這是個風險很大的決定，但也是對中國政府發出的強烈訊息。 巴丟草告訴德國之聲: 「我要讓中國政府知道我不怕他們，而且我要面對面的與他們對抗。 雖然這是個風險很高的決定，但既然中國政府已知道我的真實身份，我沒有理由繼續躲藏。 」

紀錄片導演莫西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明顯想限制像巴丟草這樣的藝術家在民主國家發表意見與看法，而當北京試圖將他們控制中國國內的方法運用到民主國家時，這樣的舉動便會對自由與真實的辯論造成威脅。 他說: 「我的紀錄片雖然是在描述巴丟草的故事，但這個主題卻與任何勇於表達自己意見的人有關。 」

巴丟草說，當紀錄片團隊在決定首映的時間時，所有人都認定在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30周年當天播出是最恰當的。 而對巴丟草本人來說，由於他長期受到天安門學運的啟發，所以在六月四日這天播出紀錄片，是他能向學運領袖與所有參與者致敬的最好方式。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認為天安門學運的精神跟宗旨值得被我們這一代以新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這也是我試著達成的。 」

他也向德國之聲坦承，被迫取消香港的展覽對他而言是個很大的打擊，而這個打擊也令不少支持他的人感到失望。 即便如此，在他銷聲匿跡的六個月中，他仍然持續收到來自各界的關心，而這也讓他決定以真實身份來告訴支持他的人，他並未放棄抵抗中國的極權擴張。 他說: 「對我來說，以真實身份重新投入這場運動，是對支持我的人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他們必須知道一切都還沒結束，而我們仍需要繼續對抗中國的極權擴張。 」

為了紀念六四天安門血腥屠殺的三十周年，巴丟草也在墨爾本著名的涂鴉街 Hosier Lane完成了一幅以紅色與黑色為主的坦克人涂鴉，並在涂鴉上頭壓上了他個人的新稱號「中國的藝見人士」。 他希望這個新的創作能給來涂鴉街朝聖的遊客帶來更多啟發。 他在接受澳洲的時代報訪問時表示: 「我現在的情緒十分掙扎，所以我希望透過更多類似的創作來讓我得到國際社會跟澳洲國內更多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