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廣播電台：當習近平2012年當上中共總書記，隨後也接任國家主席一職的時候，在西方有些人希望中國在經歷了經濟上的巨變之後也有可能迎來政治上的變革。甚至有人設想，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中國版的戈爾巴喬夫"。如今再看，這些設想是否有希望成為現實呢？

韓博天：這些設想與事實毫不相符。這其實更多的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期望。習近平把自己視為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拯救者，也就是說，他絕對不會想要改變現有的體制，而是將中共的統治和現代技術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一種適合中國的較合理執政形式。這完全是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當習近平把自己與戈爾巴喬夫相比較的時候，他要突出的是自己站出來拯救共產黨防止其腐化衰敗的行動。可以這麼說，戈爾巴喬夫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恰恰是一個反面教材，他們會盡全力避免自己重蹈其覆轍。

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戈爾巴喬夫是放任蘇聯解體的罪人，而不像在我們眼中是改革的代言人？

韓博天：沒錯。他們認為，是戈爾巴喬夫削弱了黨的力量，對黨的傳統進行抨擊，並且開放引入了西方價值觀，而西方的興趣只在於顛覆共產主義政權。因此，目前在中國的媒體和教育體系中都在進行著一場抵制非常特別的西方價值觀的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思想就是，許多西方的機構組織以及媒體合作夥伴的核心目的始終就是破壞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必須要對此加以制止。

然而習近平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對中共自己陣營內的不少貪腐幹部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懲治，帶來了相當大的震懾效應。當然，對於異議人士的打擊也是毫不留情。比如在2009年發起《零八憲章》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仍然在獄中服刑。也就是說，在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自由是可以的，但言論自由卻不可以。這兩者怎麼能結合起來呢？

韓博天：這的確是把各種在我們看來互相矛盾毫不相配的元素結合在一起。中共認為，21世紀的大環境變了，它要求領導人做出強有力的、果斷的決策，要求新的基礎架構，從根本上說，也要求將具有新執政技能的強有力政權，和包括教育體系在內的各領域進步結合起來。當然，在教育領域的進步不是指社會和人文科學的發展，而是指自然科學和科技領域。 這也是一種試圖將所有可能會對中共統治提出挑戰的東西拒之門外。

然而即使是發展新科技，也需要獲取訊息的自由。這種自由正是目前中國所不允許的。長城防火牆對整個網路进行監控，在西方恐怕沒人相信這種做法能夠成功，然而從事實上看來，中國似乎真的做到了對訊息流動的幾乎全盤監控，是這樣嗎？

韓博天：的確，中國在監控技術上取得的進展之迅速是我們始料不及的。許多我們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已經成為可能，比如即時監控，比如原本可以用來繞過網路審查的翻牆軟體，現在也遭到了中國網路監控的打擊。這些確實都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進步，而這也使北京的這種思維方式具有了實現的可能。而且他們還會繼續這樣進行下去。

如今北京已經不再對網路抱有恐懼心理，也許在訊息時代剛剛到來的時候曾經是如此，但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共已經全面完成了將宣傳機器與網路傳播的並聯。也就是說，在許多中共戰略制定者的眼中，網路是他們主動控制和塑造公共輿論的巨大機會。

這顯然也與普丁的做法不謀而合，因為俄羅斯也在積極利用這些手段！

韓博天：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普丁的確是一個相當吸引人的人物。他被視為一個鐵腕執政者，一個敢於和西方叫板的人，不少人把他視作偶像--不僅在黨內，許多老百姓也是這麼看的。他們眼中的普丁有點像國際政壇的大明星，這與西方的看法截然不同。因此，中國人也會去仔細觀察，普丁是如何處理衝突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公眾輿論的操控。

在投資方面，中國卻對和西方打交道毫不畏懼，就像他們不再害怕網路，而是對其加以利用一樣。中國在各種金融基金投資，在非洲開采原材料，甚至還參加好萊塢電影的製作。這是一種挑戰西方優勢地位的擴張政策嗎？

韓博天：如果中國真的可以長期繼續這種政策，如果中國的體制繼續維持穩定，而西方進一步顯現出像目前已經可以看到的這種弱勢，那麼您說的可能真的會成為現實。也就是說，在中國目前所處的局勢下，西方的聲譽受到削弱並且自顧不暇，比如歐盟目前在忙著處理內部的債務危機，而美國人的世界領導者地位也在不斷地受到限制。這就給中國提供了機會去涉足新的行動領域，而他們已經在這麼做了--這是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的現實。到目前為止，中國主要還是集中精力進行內部的現代化改革，但是走出去的推動力已經存在，他們會在經濟上擴大影響力，而在國際外交領域也會如此。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面對中國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也許還要在國際政治領域和對華關係中應對越來越多的摩擦。

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已經開幕。明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呢？一個以威權統治的世界強國，導致我們西方必須接受這樣一個富有影響力的中國，他們不僅僅要參與世界秩序的制定，甚至還會插手我們西方社會的構建嗎？

韓博天：對此我並不確定。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這種具有帶有傳教色彩的因素並不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事實上中國還沒有走到挑戰西方政治制度的地步，不會說：看，我們中國的體制比你們西方強。他們沒有這樣做，這種挑戰意識還不存在。

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整體架構中的薄弱環節之一，就是雖然他們現在要把西方的價值理唸作為一種反面勢力趕出中國，但是卻並沒有提出自己的正面的意識形態與之抗衡。我認為這是中國自我認知中的一大漏洞，我不確定這種僅僅通過排斥西方價值來與其對峙的狀況能否長期維系下去。因此中國現在就必須拿出自己的價值理念來，提出有可能在全球都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思想元素。但從目前的狀況看，中國還完全做不到這一點。

採訪對象簡介：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漢學家，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的執政體系以及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