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在「中國不是罪惡之國」這部書中寫道：維護德中關係的希望落到了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身上。您對剛剛結束的施泰因邁爾中國之行滿意嗎？

花久志：我想德國外長訪問中國的時機非常好。在四川大地震之後，德國政府慷慨解囊。施泰因邁爾這一次可以實地看一看救援工作的進展。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向中國人表示，在危難之時，德國是站在中國一邊的。在兩國關係發生不愉快幾個月後，德國的這些姿態也受到中方的歡迎。

德國之聲：施泰因邁爾的對華政策與總理梅克爾有什麼不同呢？

花久志：當然他們是共同推行對華政策的。但在對華政策上，兩位政治家的意見分歧也十分明顯。最突出的例子當然是去年9月梅克爾在總理府會晤達賴喇嘛，但又沒有與達賴談如何建設性地解決西藏問題。施泰因邁爾後來公開批評了梅克爾的做法。我認為他的批評是完全有道理的。

德國之聲：您在書中稱梅克爾的對華政策是對抗路線。我引一句話：「是她為德國公眾將中國視為罪惡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這樣說不是太重了嗎？

花久志：梅克爾在上台初始就對中國做了一些原則性的批評。她在首次出訪華盛頓時就說，中國是一個不遵守任何規則的國家，西方必須共同對抗中國。這與德國一向對中國所保持的態度完全不同。在梅克爾之前，德國將中國視為一個努力接受西方規則的國家，不只是世界經濟的規則，還有民主、人權，中國在逐漸地適應，而不是將中國擺到對立面，視中國為另外的體制。而這正是梅克爾所做的。

德國之聲：您在書中也批評了您的記者同行，說他們也對中國在德國被歪曲的形象負有責任。我再引用您的一句話：「幾年來，德國的政治性新聞報導將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描述為最惡劣的踐踏人權者。中國共產黨等同於侵犯人權，這樣的報導是最有市場的。」能不能反過來推斷，您在工作當中有沒有過這樣的情況：您想提供一篇有關中國的積極的報導，而德國國內的編輯部說，我們對這樣的報導不敢興趣？

花久志：沒有，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過，我寫的積極報導都被接受。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不應當批評中國共產黨。當然中國政府應當對很多事情負責，我們必須提出批評。但批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成績。我們不能站在自認為的道德高度上，對中國一味指責。比如在環境領域，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中國政府將中國引向一場生態災難。相反，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很有益的計劃，但我們記者沒有時間去研究這些細節。

德國之聲：一些德國政治家在有關中國的討論中願意發表迎合民眾的言論，有關中國的報導也存在片面的傾向。這兩者都與老百姓對未來的恐懼有關。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就意味著德國的沒落。您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為什麼？

花久志：因為對中國的恐懼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擔心中國人搶走我們的工作位置。而正是這種推測是完全錯誤的。當然中國會成為我們的強有力的競爭者，我們對此不能掉以輕心。但到目前為止，中國是為德國創造就業崗位的國家。據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數字，在過去8年中，大約有5萬工作崗位從德國流失到中國，但那些向中國出口的企業創造的工作崗位遠遠多於5萬。因為中國從德國進口的機械或金屬產品都是工作崗位很密集的行業，中國迄今為我們帶來了勞動崗位，是積極的因素。

德國之聲：為什麼德國對中國的認知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呢？

花久志：我不這樣認為。德國的左翼自由圈子對中國的看法沒有什麼變化。您所說的走極端是指90年代經濟界的報導，是將自己的商業利益混雜其中的。但左翼自由派，中產階層在89年六四事件之後，就一直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中國，視中國為獨裁政體。中國是獨裁政治，但我們不去觀察這一體制正在發生的變化，不去看這一體制正在增加民主的因素。當然從遙遠的德國去仔細觀察中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必須這樣做。

德國之聲：您在書中引用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話，他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能幹的政府。在您看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30年中最大的功績是什麼？

花久志：我不想說過去30年，就讓我們說說今年吧。今年一月，一項新的勞動合同法在中國生效。它涉及8億工作的中國人。自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這是第一部真正保障員工利益的法律，雇員可以向僱主要求簽署工作合同，要求享受假期。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然這樣一部法律不會馬上在全國都得到遵守，但在薪水漲幅25%的前提下，低收入的群體也更多地獲益，窮人的處境會得到改善。我想，這樣的發展是共產黨極力促進的。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正在朝民主的方向發展嗎？

花久志：目前中國共產黨內不斷有要求民主改革的聲音。今年二月中央黨校發表一份改革文件，提出非常明確和現實的政治改革步驟，比如更多的選舉，更為獨立的司法。我們當然不知道共產黨的民主改革誠意到底有多大，黨內也一定有堅定反對改革的力量，還有各種利益的代言人。但共產黨內也有強大的改革勢力，你只要同北京幾家政府的智庫交流，就能深切感受到，他們中的很多人堅信如果共產黨不擴大基層民主，不讓公民社會更多地參與，要想長久執政是很困難的。

德國之聲：德國執政的聯盟黨議會黨團去年10月推出新的亞洲戰略綱領，認為中國對西方構成體制上的挑戰。如果您上面的說法屬實，那麼聯盟黨的推論就是荒謬的。

花久志：這份亞洲戰略綱領將中西方兩種政治體制對立起來，而沒有看到兩種體制發生變化的過程。我們的體制也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漸漸地轉變，兩種體制其實在彼此接近。這份綱領製造了人為的政治對立，既毫無必要，又十分危險。

德國之聲：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呢？

花久志：中國政府和企業不能因目前賺錢之多、之快而被沖昏頭腦。他們應當努力加強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可控性。他們現在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最終結果如何，中國政府能否經受種種巨大的挑戰，我們拭目以待。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面臨的挑戰一定還包括如何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如何減少環境污染。而這兩個領域正是德國的強項。德國不應當幫助中國嗎？

花久志：絕對應當。德國甚至有道德上的義務。我們知道，中國現在就已經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現在較為貧窮的人口也想有取暖設備，想有朝一日開上汽車，這些願望是合理的，我們不能橫加指責。但如果照這樣發展，中國在20年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是歐洲和美國的總和。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技術幫助中國，用清潔煤炭技術阻止可預見的發展最後變成生態災難。

德國之聲：施泰因邁爾在中國訪問期間建議架設一座德中氣候橋樑。您知道一些細節嗎？

花久志：不知道。我估計這還是很模糊的計劃，還沒有資金預算。總理府還沒有宣佈與中國展開氣候合作，共同應對明天的挑戰。距離這一步還很遙遠。

德國之聲：德中關係目前有多脆弱呢？達賴喇嘛今年9月又將來德國訪問。如果屆時梅克爾二見達賴喇嘛，是否會徹底破壞雙邊關係呢？

花久志：我不知道。目前我在北京正感受著中國人對德國國家足球隊的厚愛。在每個餐館裡都能看到人們如何為德國隊的勝利而歡呼。這時候我就會想，德中之間的友誼比政治家讓我們感受的要深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