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s-Index，簡稱BTI)在波昂的德國之聲總部大樓被正式公佈。該指數的計算模式十分複雜，有很多子項，其中重要的有「政治管理指數」和「社會狀況指數」。排在「政治管理指數」前10名的國家依次是：愛沙尼亞、立陶宛、智利、博茨瓦納、馬裡、斯洛伐克、烏拉圭、哥斯達黎加、韓國和斯洛文妮亞。這些國家的特點是政治領導階層在國家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化上卓有實效。

該指數考察的對像是116個國家，考察的時間跨度是1998年到2003年。該項目的發起人之一羅爾夫.朗哈默爾說：「這是一個定量化的指數，我們不能保證當中沒有錯誤。我們盡可能與那些能得到或者能鑑定某個國家的數據的專家合作。我們還請人進行校準核對，也就是把一個報告人的報告交給另外一個人去審核，看看報告是否讓人信服；我們還進行小組內部的討論，還與其它的定量化指數，如『Freedom House指數』和『經濟競爭力指數』，進行比較。」

貝塔斯曼轉型指數的一個特點是側重衡量政治精英階層的政治管理成績，而其它類似的指數往往偏重的是經濟上的成就。與這一「政治管理指數」互為補充的是「社會狀況指數」，它衡量的是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化的形式上的指標。「社會狀況指數」的標準相對來說更容易檢驗，例如國家的法制化程度、公民參政的程度和價格與貨幣的穩定程度等等。「社會狀況指數」的前10名依次是：匈牙利、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愛沙尼亞、波蘭、智利、韓國和台灣。

這兩項指數中東歐國家佔了多數，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的東擴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化。羅爾夫.朗哈默爾說：「在東南亞，台灣雖然在民主化上不如韓國活躍，但是仍排在領先之列。新加坡是個例外，因為那裡的經濟雖然發達，但是在民主化方面尚不令人滿意，因此它總的轉型指數排名也受到影響。」

在談到拉美國家與亞洲國家的不同時，羅爾夫.朗哈默爾把中國當成例子來說。他說：「中國像是這一地區的老大哥，他鞭策著周圍的國家向前走。一方面，從中國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可以獲得很多利益，可以向中國出口，可以在那裡掙到大錢；另一方面，人們也知道中國的出口潛力如果全部在世界上的到釋放，將會對其它國家形成怎麼樣的競爭壓力。也就是說機會與風險並存，人們也感受到了競爭的壓力。這使得這些亞洲國家以很快的速度去適應這種競爭和克服危機。而在其它地區這不是這樣，例如在南美，巴西就不是一個像中國那樣的龐大的競爭對手，非洲更不用提了。」

儘管如此，非洲的博茨瓦納和馬裡這兩個國家也在指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有趣的是，這兩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發展指數中排名十分靠後，其生活水準低，人均壽命短。杜伊斯堡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員弗蘭茨.努舍勒爾認為這兩個指數並不矛盾。他說：「一個國家的民主指數很高，這可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很聰明，積極促進了自由民主選舉，但不是出於本意，而是受到了世界銀行和發放援助貸款的國家的壓力。特別是一些弱小的國家，如乍德、馬裡和所有西非國家，都是受到了這樣的壓力才進行民主化改革的。」

不是先有民主化這個雞，然後才有富裕這個蛋

弗蘭茨.努舍勒爾雖然是貝塔斯曼轉型指數的發起人之一，但是他並不同意該指數報告的幾個基本命題。例如，他不認為民主化一定是富裕的前提條件。他說：「我不認為民主是雞，富裕是蛋。我們知道這在經驗上就站不住腳。一些成功轉型的國家都是先經過了獨裁，例如韓國、台灣、泰國、巴西、智利等國家。」

但是，沒有民主和完善的經濟結構，富裕還能不能存在呢？發展中國政策研究所的專家迪爾克.梅斯納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舉了阿根廷為例子：阿根廷在衡量民主與經濟的形式化指標的「社會狀況指數」中排第25，而在衡量實際發展程度的「政治管理指數」中排第51位。一些阿拉伯國家也是如此。迪爾克.梅斯納說：「一些阿拉伯國家也有立法、執法與司法的形式上的三權分立，但是這些國家實際上是一些不成文的東西在起作用，實行的還是人治，而憲法的條文和機構並不重要。這些國家發展得不太好，在這些國家，企業無法進行投資，人們在那裡只能通過『關係』來買權利，也就說只能通過腐敗來達到目的。」

貝塔斯曼轉型指數雖然會被像北韓這樣的國家嗤之以鼻，但是它畢竟有可以被民權組織或威權國家的反對黨拿來作參考，看到自己國家在哪些方面有不足。對於提供發展援助的國家和企業來說，這個指數提供了判斷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現狀的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