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外交政策僅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擱置了一周的時間。中國外長楊潔篪3月12日在兩會答中外記者提問中回答南海區域主權爭端時，重新強調"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是貫穿中共建政以來外交政策的理論主線。這一主線不但反應在中共建政後突破外交孤立與封鎖的努力中，也在重返世界外交舞台後的冷戰蘇美兩霸抗衡時代和後冷戰時代美國單極稱霸的世界格局中，都是中國奉行的外交立場。五項基本原則的核心理念實際上只有一個，那便是國家主權第一。只要在左右國際事務的能力上中國還不可與美國同日而語，中國在外交戰略上還只能是防禦性質的，即使是攻也是為了更好地守，目的是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和維持一個穩定的和友好的國際條件。一個防禦性質的外交戰略必然要守住"國家主權"這個底線。雖然楊潔篪在表述"中國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思想、新理念"時用了更"與時共進"的新詞匯，如"互利共贏、合作和諧"，但是這只不過是"國際關係，主權在國"的新包裝而已，它並不是一種理論範式上的突破。

中國的外交政策不能脫離中國的現代化歷史來理解，這是國外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學者基本上達成共識的地方。由於獨立的、符合科學規範的政治學研究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體系，中國"體制內"的學者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理論研究基本上不能脫離官方意識形態的羈絆，鮮能帶來認識上的進步。在國外的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都看到了150年的中國近代歷史在在官方的歷史書寫中是一部中國民族飽受西方列強凌辱的歷史這一現象，並認為這一歷史屈辱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始情結"。

的確，不管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形態作和演變，"弱國無外交"這一觀念深入中國政治領導精英階層的頭腦，"富國強兵"成為最高的也是最緊迫的治國目標。中國是個大國，這是兩千多年歷史與文化的沉澱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留下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大國崛起"更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重新"恢復"失去的大國地位。因此，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的最終指向是"有所作為"，是重新贏得作為一個大國的榮譽，在這一目標沒有達到之前，中國政治領導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是不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方向轉變的。

所以要想判斷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就要看中國人是否已經認為自己的"國足夠富，兵足夠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當然不是外交上的"韜光養晦"的直接結果，但是它至少間接印證了低調務實的外交政策的正確性。在中國剛剛開始嘗到"大國崛起"帶來的自信的同時，歷史的屈辱烙印一定還沒有消除，它對自己所處的外部世界一定是充滿不信任感和危機感，在美國依然單極稱霸的今天，中國在外交行為上一定不會是很招搖的。

自中國本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已經與全球化過程結合得越來越緊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有利的國際環境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首要考慮，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實用主義的，就是因為中國在國際上"不出頭、不扛旗"，只關心國家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或者損害。

中國現在雖然已經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國民經濟體，但是中國人並不能有把握這樣的經濟發展是可持續性的。除了地緣政治因素，如台灣問題，周邊安全問題，還有能源供應問題和環境問題，中國作為巨人的基礎並不堅實，相反倒是有可能成為一個泥足巨人。即使是給中國人帶來自信的本錢－高速的經濟發展，更多的也是一種量上的表現，中國的經濟發展還缺乏技術進步的支持，廉價勞動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中國經濟上的崛起不但在經濟領域以內給傳統的西方工業強國帶來威脅感，也在政治上讓西方感到不安。美國已經有學者在說，中國不是正在崛起的國家，而是已經崛起了的國家。德國政界近年來也有人質疑給中國提供發展援助是否還有必要。中國自己則始終把自己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在為自己的經濟總量發展感到驕傲時也總是不忘謙遜地提"人均"這一概念。作為中國的資深的外交官和核心外交智庫人物，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一再表示中國還將長期堅持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和平崛起"儘管是中國人的目標，但是為了不引起西方的警惕和圍堵，中國近年來已經謹慎地把這一表述清除了官方話語體系。

由於缺乏價值觀上的共同基礎，中國始終不能被西方國家當成可靠的持久的戰略夥伴，中國也因為來自西方的人權和自由民主等價值觀上的壓力而對西方國家保持著"和平演變"的警惕。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很多外交上的衝突實際上是來自價值觀上的衝突，西方國家在外交上對中國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中國在內政上不良行為，例如一黨專制、壓制政治異己，壓制新聞自由，侵犯人權等。由於中國政治領導人在國際關係上信奉的是以追求國家利益為至上的現實主義理論，來自西方的以人權觀念為核心的批評一般都被理解為是西方制衡中國崛起的一個幌子。

由於缺乏這種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上的信任感，中國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始終不會出現本質的改變，溫家寶說的中國將"更積極負責地參與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必定是本著現實主義加實用主義的一貫外交原則，一切都以是都否有利於國家利益為尺度。因此，只要自由民主價值觀在內政上不是中國的制度基礎，在外交上也不會有範式革命意義上的轉變。由於自由民主制度與政治專制制度相比在道德合法性上有著天生的優勢，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除了抱守"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並無更多的道德選擇，這也是中國外交政策更多是採取防禦性守勢的必然性。